为了鼓励直言上柬，汉文帝又毅然决定废除“诽谤妖言法”，提出建立选举“贤良方正”的制度，规定：只要品行端正，能够直爽地说实话规劝皇上的，都有被选资格。他说：拿诽谤妖言法定罪，谁还敢说话？大臣们不敢说话，那么皇帝有了过失怎么才能听到批评？这不是封了百姓的嘴吗？我极不同意这种作法。他规定：凡是犯“诽谤妖言罪”的一律免罪释放，今后，不管老百姓说什么话，官吏不得干涉。这样一来，上奏章、当面规劝皇上的人就多起来。有时在出行的路上遇到有人上书时，汉文帝也会命令停车，把奏章接过来。他说：能采用的就采用，不能采用的就放在一旁，这有什么不好呢？
这道法令的废除是检验汉文帝治国决心的试金石。试想，自西周以来所奉行的都是以礼教为中心的统治，这个“礼”就是“周礼”，周礼的核心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也就是“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在这种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全党绝对服从中央的礼制条框的制约下，提意见就是诽谤，就是妖言惑众，就是图谋不轨，就犯下了杀头的滔天大罪。汉文帝敢于废除这条祖制，确实表现出治国安帮的宏大气魄和决心。
大政方针已定，就要从落实抓起。文帝2年，贾谊上了一道奏章请汉文帝提倡生产，厉行节约。奏章说道：管仲说过，“贮藏粮食的仓库满了，才能够讲究礼节；有吃有穿的了，才能够谈荣辱”。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要说能把天下治理好，从古以来都没听说过。一个男人不耕种，就有人挨饿；一个女人不纺织，就有人受冻。现在是生产的人少了，消费的人反而多了，天下的财物自然不够用。如果朝廷能够动员老百姓好好种庄稼，使天下的人都能自食其力，连好吃懒做的游民都转移到农村去，财物富余了，天下自然太平了。
汉文帝完全采纳贾谊的建议，把重视农业生产当成立国之本，他亲自下田耕种体验种田人的疾苦，同时要求他的妻子和后宫女眷都要自己动手纺纱织布，用实际行动为天下人树立一种“男耕女织”的家庭生产模式。而且还要求各级官吏都要深入生产一线，了解情况，指导种田，发放农贷，解决实际问题。因此，老百姓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当年获得了大丰收。汉文帝听道后非常高兴，马上下旨进行嘉奖：今年农民格外勤劳，可喜可贺，准予免去天下农民今年田租的一半（即三十税一）。到文帝十二年，又免去一半即六十税一。到文帝十三年全部免除田地的租税。此举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上空前绝后，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两千多年以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农民革命的奋斗目标也不过如此。
种地不交税，国家的用度怎么办？晁错上了一道奏章说：开明的君王看重五谷，看轻金玉。农民现在是有吃有穿的了，可是其他用度还得用粮食换呐！现在粮价这样低，如果一旦遇上水旱虫灾老百姓照样借贷典当倾家荡产。这时大商人们囤积居奇趁机放债，小商人们则抬高物价加倍取利，这些商人他们男人不耕种，女人不纺织，没有农民的辛苦，却有千儿八百的利益，他们吃的是大鱼大肉，穿的是绫罗绸缎，有了钱就去结交官府王侯，势力越来越大越富有，百姓则流离失所愈贫穷，这时谁还有心思种田呐？不如用粮食作为赏罚，拿出粮食的可以得到官爵，可以抵罪，富人想要得到粮食就必须拿钱去买，这样农民有了钱，富人得到了爵位，国家囤积了粮食，岂不是一举三得的好事吗！汉文帝同样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并且加重了对商人的税收。他还开发矿山，铸造“四铢钱”，进行币制改革，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国库充盈，国力大增，百姓的生活秩序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