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工作组和驻肯尼亚大使刘显法到机场迎接船员
获救船员在住所打扑克牌
在被索马里海盗囚禁了1671天之后，10位中国船员听到了期待的乡音：“我们来接你回家了。你们已经安全了，放心。”
这是在见到同胞后，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人质接返工作组组长杨舒说的第一句话。
当地时间10月23日傍晚，索马里海盗释放的26名中国、菲律宾、越南等国人质，搭乘联合国粮农组织运输救援物资的专机，抵达肯尼亚内罗毕机场。此时，距离那艘载有29名船员的台湾渔船“Naham3号”被劫持的2012年3月，已超过4年半的时间。
当同胞归来，终于可以安心地与工作组交谈，有人问起现任中国国家主席是哪一位——长期的人质生涯使这些人恍若隔世。
事实上，很多人连自己的鞋码都已说不清楚。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工作人员提早几日就为10位中国公民购置了衣帽和背包，跑了几家店才凑齐一模一样的10套。大多数人不记得自己的鞋码了，只能现场测量，这是他们几年来第一次穿上系带鞋。
虽然提早就收到了人质被释放的消息，但直到接上他们，杨舒才向北京作了报告。
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解释，接到人之前，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这是人质救援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和风险。
在此之前，救援工作出现过多次反复。有两三次，船员的旅行证件都已经做好，马上就要前去接人了，最后又“推倒重来”。常有家属打电话询问进展，他们只能解释说，事情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这是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迄今为止处理时间最长的同类案件，花费力气之大前所未有。从2012年3月渔船被劫至今，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接手过这起案件的主任已经换了4任，经手的工作人员达到20多人，部级协调会议也开了20多次。
联合国、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以及“海上无盗计划”慈善机构等多个国内外机构参与人质救援，中国政府从中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这体现了中国的能力和担当。”杨舒说。
在内罗毕机场停机坪上，26名人质拍下了可能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张合影，每个人的笑容都疲惫而放松。而在两个月前，海盗为他们拍下的一张合影上，在索马里灰黄刺目的阳光下，人质们每人举着一张写有特定代码的白纸，个个眉头紧皱。
这张照片后来被作为海盗接受谈判条件的信号和人质存活的证据，发送给了“海上无盗计划”成员、前英国陆军上校约翰·斯蒂德。他负责协助谈判和营救，对海盗的反复无常感触尤其深刻。
直到最后的人质移交过程，他仍忐忑不安。“你无法确定事情是否会在最后一分钟出现问题。”
人质交接在索马里中部城市加尔卡尤的机场进行，索马里两大地区政权邦特兰和加勒穆杜格在这里激烈交火。自从上世纪末索马里内战爆发之后，和平再也没有降临过这个沙漠之国。在那个“随时会受到袭击”的机场，斯蒂德见到了26名人质。在中国人质宋江勋的记忆中，斯蒂德不断跟他们说着“happy（快乐）”和“safe（安全）”。
与人质会面时，斯蒂德哭了，尽管他“并不是个爱哭的人”。
两张合影的转换，对人质来说，则是一次格外漫长煎熬的出海的结束。杨舒看到这些人走出飞机的第一印象是，他们表情比较呆滞，看上去不知所措，跟普通乘客明显不同。很多人两手空空没有行李，有人手里的行李是塑料袋。
为了第一时间接上同胞，中国的人质接返工作组6位成员选择等候在能够想到的最近的地方——停机坪上。
在约翰·斯蒂德的记忆中，中国船员“立即被中国政府接走了”。中国是唯一一个把汽车开到了飞机底下的国家。
当时，多个国家的接返人员在内罗毕机场等候。乘客走下飞机后，寻找同胞的人们比较激动。人们开始拥抱、流泪，场面一度混乱。
要从26名人质中辨认出中国同胞并不容易，他们看上去都是一样的黝黑瘦弱。工作组不得不大声喊：“中国人到这边来！”10个同胞慢慢聚拢过来，包括来自台湾的轮机长沈瑞章。
刚下飞机，沈瑞章就激动地从背心里掏出一张自己从前的照片，上面的他白白胖胖，与现在判若两人。“现在谁还能认出我来？”他激动地问。
在被劫持的日子里，他和同伴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厄。船上本有29人，台湾船长钟徽德在海盗劫持时被枪杀，28人沦为枪口下的人质。4年半的疾病和饥饿中，两人先后病故。四川船员冷文兵关于那段日子唯一的“纪念品”，是一个子弹头。在漫长囚禁中他曾跳船逃走。他在海里游了1个小时，登陆后又徒步十几个小时，最终还是落入海盗手里。他对获释不抱希望，以至于救援车到来时，他以为这只是又一次恶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