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日生残夜 风正一帆悬
——南德集团试验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报告（之一）
编者注：这是牟其中先生在1998年12月16日写就的一份呈送中央的报告。
最近，《中国企业家》杂志、《中国工商时报》等十余家报刊相继发表了我于今年九月在京西潭柘寺林间茶园与他们几位同仁谈话的摘编，由于海阔天空漫谈的形式和编辑们见仁见智的差异，所以这些摘录很难全面反映出我对智慧经济的全部观点。本来持续三年之久的“南德风波” 已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而今又是“‘空手道’能救牟其中？”、“牟其中：还能走多远？”、“牟其中又一次死里逃生？”三个大问号。“无冕之王”的新闻界尚且心存狐疑，更不要说一般读者了。此外，为了防止谬种流传，以讹传讹，还是我自己站出来，将我们的发现向社会公众作一个报告，以供研究智慧经济的同志们参考。
一、经验
还是在文革时期，我从铺天盖地的揭发小平同志“走资本主义道路罪行”的大字报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一种荒诞、冷酷与虚伪，从而引发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是马克思透视人类生存本质的历史眼光，是小平同志在文革中被批判的深邃思想，启发了我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思索。我思索的结果是：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在中国发生，从根本上讲，是因为我国缺乏一种商品生产的经济基础所致。
马克思曾经深刻地分析过由灌溉农业形成的亚细亚文明，说这样的社会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太阳，来给缺乏联系的农户施舍雨露与阳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形式，必然是中央集权的国家。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梦想在中国建立起源于西方文明基础的效率较高的商品生产体系，并已为之付出了几代人生命的代价，但成效甚微。
我们在一九七一年组织了马列主义研究会，并写出了论文《中国向何处去？》，该文总结了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坚定不移地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国，若要建立起极富生命力的商品生产体系，必须经过一场由共产党领导的、用社会主义方式来完成的社会变革才行。我们的贡献仅仅在于将过去认为水火不相容的社会主义概念与商品生产概念联系起来了。
从此，南德集团作为追求这一理想的“试验田”，开始了由书卷到实践的艰苦历程。在这历程中，我曾付出了两度入狱、一次几乎被处极刑的沉重代价。但是，可以告慰人们的是，小平同志的这一理想，己经形成了社会的共识。1992年，我们党的“十四大” 已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我党的奋斗目标。19 9 7年，我们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指出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作为市场经济“试金石”的关于所有制问题的是非标准，在理论上己经确立，剩下来的，只是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全面的社会实践了。
“十五大” 以后，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试验田”自励的南德集团，理所当然地应该把自己的“视界”扩展到一个全新的领域。也就是生产关系的改革在理论上基本确立以后，研究的重点，应当转移到如何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上去了。
南德集团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家私营企业。1980年起家时，只有微不足道的300元人民币资本金。远在1981年，我们与重庆一家有闲置生产能力的大型国防企业合作，生产了当时上海市场上凭票才能供应的仿“三五牌”台钟，利用银行“起运托收”结算上的滞后性与“货到付款”之间的时间差，满足了重庆的生产厂家、上海的零售公司与我们之间的结算要求，赢得了可观的利润。
1990年至1992年，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几乎是赤手一空拳地用国内大量的积压商品换回了四架苏制图—154中型客机和相当于一架飞机价值的航空材料，使用了金融上的运行保险、抵押贷款、融资租赁等手段，同样是利用结算上的时间差，满足了苏联飞机制造厂，中国300余家各类商品制造厂和有关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与各种外贸代理公司在结算上的要求，由此形成了通过一系列经济合作使家家户户都受益的双赢局面。使几乎花了很少钱的四川省，开始拥有了一家规模不小的航空公司。
1994年，我们抓住西方发达国家与日俱增的信息产业发展的机遇，利用俄罗斯强大的卫星生产能力（目前在太空运行的四千多颗人造卫星有三分之二的产权为其拥有），借助哈萨克斯坦拜克努尔发射场发射卫星的剩余能力，运用国际融资手段，又几乎是赤手空拳地将两颗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直播卫星送上了太空。目前，还有一颗在俄罗斯的生产线上。
于是，传统经济学中不可理解的“空手道”现象，在南德出现了。
我所指的“空手道”，即是使用很少的资金，更多的是利用经营管理上的技巧与更多的依靠技术进步的一种生产方式的戏称，可惜，这却引来了太多的误解。
二、理 论
与当年工业文明的曙光穿透农业文明的暮色开始普照大地时的情景一样。伴随它的，必然是怀疑的眼光、挑剔的盘问、无知的谩骂和极少的睿智和宽容。
十八年来，南德集团从长江三峡中万县的山沟，走向北京，走向世界，伴随着南德前进脚步声的，几乎是从未间断过的不同经济管理部门的审查。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审查都无一例外地以南德的行为“构不成犯罪”为结论。应该感谢这些从未间断的审查，它恰似长鸣的警钟，催人清醒，激人谨慎。据我看，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许多企业家纷纷落马，大都与头脑发热、妄自尊大有关。不过，南德超凡脱俗的业务确实很难让人理解。例如，关于南德飞机易贸的业务，就叫有关部门伤透了脑筋。工商部门无法对其进行行业分类：是工业生产？是贸易服务？是融资服务？似乎什么都不是，又似乎各个行业都沾一点边。税务部门为找到适用的法规，辛勤工作六载，却还是无法从现行法规中找出能恰当适用于该业务的款文来，但南德又确确实实从此项业务中获得了巨额收益，当然应该上税，可是究竟该上哪一种税呢？
对于南德所操作的这类产业形式，不但我国的有关经济管理和执法部门感到难以认识，难以理解，就是世界舆论也一时为之愕然：从1992年至1993年，我们公司接受了世界各国300余家有影响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的采访，他们的疑问，总结起来不外乎是两个：一、你们一定有什么背景，是哪一位中央领导给你们“小灶”吃了？二、你们自己认为是从事了工业生产还是贸易服务，还是咨询业务？究竟可以归入哪一个行业？美国斯坦福大学还将其编入教案，1994年夏天，该大学派了五六十名研究生来到中国，到我们公司分析这一经济史上的奇特现象。
我们自己也糊涂了，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事情。我们发现了过去的经济学常识无法理解的一种新情况。
国人的怀疑与全世界新闻界的询问，逼使我们认真地研究了一番：我们究竟发现了什么？
大概人类对新事物的认识都有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是感觉到了它，但并不理解它；同一种现象多次反复之后，才会理解它，也就是用发展了的事实来纠正我们过时了的观念。所以歌德老人感叹：生活之树长青，唯有理论是灰色的。
从1988年开始，到1995年完成，我们的研究终于有了结果，可以简单地作如下表述——一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认为，马克思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他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社会变化的终极原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现在仍然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马克思认为，时代是以怎样生产而不是以生产什么来划分的，生产方式是由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主要是使用什么工具来决定的。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改变，从而引起生产方式的改变。
根据上述马克思主义划分时代的原理，我们可以将人类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史，划分为三个阶段：
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只能使用人力、畜力及铜、铁手工工具，也只能利用一种资源——即自然资源。
工业文明时代，使用的工具是以蒸汽机为发端的机械工具，除开使用自然资源之外，人类还学会了利用能源。
目前人类正在脱离工业文明时代，进入智慧文明时代。智慧文明时代人类使用的工具，是以计算机及其网络为代表的智能工具，我们除开能利用自然资源、能源之外，又学会了利用信息资源。
智慧文明时代的基础是智慧经济。
我们之所以坚持智慧经济的说法而不使用知识经济的说法，是因为知识只是一种纯客观的存在，如果它不与人的复杂劳动相结合，就无法产生财富，而只能尘封于图书馆和教授们的书斋之中。在国外，通行的说法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而非知识经济。
在远古时代，人类只能使用畜力、铁制手工工具，所以只能产生农业文明及其相应的政治形式。
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进步，人学会了使用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械工具，于是在十六世纪，这种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思想与旧有的农业文明发生了冲突。恩格斯说：“这个时代，我们德国人由于当时我们所遭遇的民族不幸而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意大利称之为五百年代，但这些名称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时代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新的生产力扫荡了农业文明时代的陈规陋习之后，则从荷兰低地到英伦三岛建立了迄今为止人类仍然引以为荣的工业文明秩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政治形式——资本主义制度。
行文至此，不禁抚膺长叹：当欧洲人丢下手中的农具，宰杀掉圈里的绵羊，忙着去制造蒸汽机，忙着去开拓世界市场的时候，明代中叶以后我们的祖先干什么去了呢？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农业文明时代，我们的文明光耀世界，占尽了风流。但中华文明史的发展在明代中叶以后却突然断裂了。在大西洋东海岸轰轰烈烈开展文艺复兴运动，为未来的工业革命奠定基石的那些日子里，中华的农业文明衰老了。有新生就有死亡，农业文明逃不脱这铁一样的辩证规律。
在我们中华农业文明沉沦的日子里，大西洋东岸这块土地上的许多国家，在思想上完成了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基于欧基米德几何与形式逻辑的希腊文明突然放射出了夺目的光辉——西方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建立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产阶级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全球农业文明的威风，建立了自己的世界殖民体系。从此，我们这条东方巨龙，就只剩下忍气吞声、割地赔款的份了。
我曾经长久地思考，也多次向专家学者请教，结论竟然大致相同，即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最本质的差异是：西方文明长于分析，东方文明长于综合。
以观察、实验、分析、归纳见长的西方文明，在工业革命时代之基础——自然科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绝对优先于东方古老农业文明的成就。坚船利炮必然打败大刀长矛。
但是，政治哲学家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禅宗讲五百年一个轮回。意大利人把“文艺复兴”称做五百年代。哥伦布为开拓产品新的世界市场，扬帆破海，所谓发现新大陆是1492年。为了中华的重新崛起，江总书记代表我党在十四大上庄严地宣布：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年是1992年，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1992年，刚好是五百年。
基于网络联系的无限性与网络连结点之平均地位的智慧文明时代的哲学思想，与我们古老中华文明以“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见长的综合思维哲学思想，与东方文明从总体上去把握宇宙及其联系、变化的思维方式不谋而合。奇迹要出现了，它也真的出现了。中国人、印度人在计算机软件开发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杰出才能已向全世界证实了这一点。
世界的风向变了。中华复兴的历史机遇出现了。
工业文明遇到了与它500年前取代农业文明相似的窘况，只不过当时是何等的得意洋洋，而今却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被人取代毕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历史是无情的，它公正又严酷。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工业文明辩护时说：“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这段议论，是治疗目前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持悲观论者们的一剂良药；我们怎么能想到智慧经济中的强大生产力就潜伏在令我们今天苦恼不堪的生产要素里呢？
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一笔最大的文化遗产，那就是综合思维的哲学思想与“不患寡而患不均”等共同富裕的大同理想。我们应该珍视它。这笔丰富的文化遗产，是智慧文明时代生产力发展最肥沃的土壤，就如同分析思维、个人奋斗等等是工业文明时代生产力发展最肥沃的土壤一样。
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深信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之所以要被扬弃，不是因为它不合乎现代人对道义理解的要求，而是它已经抑制了自己创造出来的生产能力的继续发展，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这些都是由于以计算机及其网络为代表的生产工具取代了机械工具的直接结果。例如，在美国硅谷，劳资关系也产生了变化，再也不一定是老板炒雇员的鱿鱼，而更多的是雇员学会一技之长之后，纷纷跳槽，去寻求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作，自己作起老板来了。最近，我国信息产业界的典型案例，是“瀛海威”的十几位高级经理炒了“瀛海威”的鱿鱼，集体辞职，扬长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