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罗到牛津
伦敦市中心的Paddington站是个繁忙的大中转站，几乎每隔半小时就有一趟去牛津的火车。无需为等待太长时间而焦灼，也不必为座位拥挤而烦躁，你尽可以从容上车，以书或音乐为伴；一小时左右，再泰然自若地下车。虽然此时已身处伦敦西北60英里的牛津，但一路上的快捷和舒适，令你感觉不到任何不适或反差。
这种感觉应该也是薄瓜瓜当初从哈罗公学迈进牛津大学的写照——几乎是一路坦途，没有任何障碍。哈罗公学时期的薄瓜瓜留给大家的是一个积极向上的阳光少年印象。后来任哈罗公学校长的梅尔·姆维克(Mel Mrowiec)先生是薄瓜瓜曾经的“班主任”(House Master)。他在2009年接受采访时对薄瓜瓜评价颇高：“瓜瓜是我们哈罗公校的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和其他16个男孩一起进入我们Rendalls House，他是当中最聪明也最认真的孩子，而且所有功课都非常棒……可以说瓜瓜让我对中国学生的印象好极了，他改变了中国孩子在我心中的形象，他周围的同学也从他那里知道了更多关于中国的事情，他是我非常难忘的学生之一。”
据薄瓜瓜自己介绍，“我的学习笔记还被当作范本在学校印发了”，而他的毕业考试得了11个“A加星”。
在哈罗公学工作过的一位知情者说，很多哈罗生在毕业时会设计一些毕业作品，以作申请大学用。薄瓜瓜当时也写了一本书——《还有不同》(Uncommon Wealth)。后来媒体兴起的一阵“瓜瓜热”中，是这样提及这一段的：“(瓜瓜)17岁时国外出版了他的英文专著《还有不同》，该书主题是反对盲目追赶时尚，已被新加坡出版社译为中文，正在征求本人同意出版。”其实这本书并不是正规的印刷品，“我记得他是在香港印的，送了一批给老师、朋友”，知情者说，看得出薄瓜瓜很用心做这本书，“排版、设计都体现得与众不同，当时我还觉得他这个创意挺好的”。
2005年底，参加完英国“高考”——“A-level”考试的薄瓜瓜，把下一个求学目标锁定在了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的PPE专业，他后来形容这是“难度最大的考学”。据他自己说，当时一些了解牛津历史的朋友劝阻他“不要自找麻烦”，这反倒激起了他的好胜心。
“在填报大学五个志愿时，我就只报了牛津PPE这一个，没给自己留后路，也算是‘背水一战’吧！”“非常支持我的是妈妈。后来我才知道，她支持这样报的原因并不是认为我会成功，恰恰相反，她曾预料我会经历一次重大失败，但她相信‘顽强奋战后的失败和轻易取得的成功具有同等价值’，你可以陶醉于成功，但更津津有味的是人生体验。”这对母子依然用他们特有的方式沟通、交流。
薄瓜瓜所说的PPE，全称“Philo-sophy， Politics an d Economics”(哲学、政治与经济专业)，是牛津哲学系的一个本科专业，也是最早由牛津大学创立的。牛津大学关于PPE专业介绍的网页上写道：“在过去的年月里，这个专业诞生了无数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同时也有政府首脑、杰出政治家、企业家、金融家、记者和其他杰出专业人士……缅甸的昂山素季、英国现任首相卡梅伦、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当年在牛津大学都学PPE专业。
1994年出生的袁幼林在撒切尔夫人当年就读的萨默维尔学院(Somerville College)读PPE专业。他对PPE专业做了一个详尽的解释：“‘二战’之前，牛津有一门课程叫Classics(经典学)，主要是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一些经典——那时候认为只要读懂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经典，就可以有一种治国之道。‘经典学’专业里面出了很多英国以前的首相。‘二战’后，牛津觉得它已经不符合时代政治家的需要，所以就开始设了这个专业。一开始它叫Modern Classics(现代经典学)，然后开始学哲学、政治、经济这三方面。”
“学PPE专业的中国人的确比较少，录取率在牛津的所有专业里也算最低的之一。”袁幼林说，“在薄瓜瓜之前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但是薄瓜瓜的下一届(2007)是没有中国学生的，包括香港人在内。2008级有一个中国人，2009级又没有中国人，然后再2010级是我一个。”不过最近几年，申请PPE的中国学生才略微多了点。薄瓜瓜确定不是牛津大学第一个学PPE专业的大陆学生。记者在网上搜到了原香港TOM公司CEO王兟即毕业于牛津的这个专业。
朱泽平是2012年进入牛津Regent‘s Park College的中国学生。“通常中国学生在申请这个专业时心理上有一些畏惧。因为它的阅读量比较大，对语言的要求高。”跟薄瓜瓜一样，朱泽平也是初中时就到伦敦来读书的，他说，相比于从国内高中申请来的大陆学生，这一点上他们占据了不少语言优势。“像薄瓜瓜这样从哈罗公学毕业的，稍微努力一些，再加上有自信，申请起来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牛津大学的录取不是由一个中央的录取委员会决定的，而是由每一个学院自己决定的。”袁幼林说。笔试通过后，还要进行面试。袁幼林说，其实考试成绩并不是招生唯一的考量标准。“面试的时候还有一个标准是‘我希望在下面三年去教这样一个学生’。打个比方，比如我在面试薄瓜瓜的时候，虽然觉得他掌握的知识可能还不足够多，但是觉得他聪明、他能跟我聊天；或者我在考虑薄瓜瓜的背景，觉得他可能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想法，我希望能特别深入地了解这些想法、希望跟这个学生在以后三年里有更多的交流，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PPE专业与英国本土的政治联系的确比较密切。你看像议会里的Front Bench(第一排)，可能百分之七八十都是PPE专业出身的。”朱泽平说，“如果对未来有一个很明确的从政愿望的话，可能还是会选这个专业。”朱泽平说，给他们上课的经济老师就经常对学生们开玩笑说：“你们那些想从政的第一年不许给我扔了经济这门课啊。因为现在Front Bench那些人全都扔了经济，看他们把我们的经济搅得一塌糊涂。”
从哈罗到牛津，都是响当当的名校。儿子的优异表现，应该让丢失了自己符号的谷开来，又在“母亲”的角色上得到了甚多安慰。就是在进入牛津的2006年，薄瓜瓜在国内媒体正式露面，他第一次正面接受媒体采访。
当媒体的光环笼罩在这个志得意满的少年身上时，质疑声也开始渐渐出现：薄瓜瓜求学6年的哈罗公学和要读3年的牛津大学，每年学费都是3万多英镑，这显然不是一个普通家庭能承受的。而薄瓜瓜在接受采访时说：“从16岁开始，每年我都是奖学金学生。我很自豪，我是以自己的努力，支持了自己的学业，没有给爸爸妈妈增添负担。”网站上一些关于薄瓜瓜的介绍上，写着他是牛津大学“全额奖学金全日制住校学生”。而薄熙来在2012年面对儿子在国外读书的资金问题时，有点不胜其扰，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一字一句地说：“全额奖学金！”
耐人寻味的是，当哈罗公学被英国记者询问奖学金问题时，校方答复称：“我校从不提供全额奖学金。”
“牛津的本科生只有一个奖学金，针对非英国人，是提供给非OECD国家的学生，中国也在其中。除此之外牛津大学是不提供任何本科生奖学金的。”据袁幼林说，“每年牛津在全球一共只有三个名额，中国唯一获得这笔奖学金的学生是辽宁的数学竞赛第一名获得者。”袁幼林解释说，牛津的奖学金主要给博士生和硕士生提供，偏应用类的比较多。“牛津还有几个中国奖学金之类的，但是主要都是给博士的，他们的限定标准一定要是研究生，博士拿的比较多，本科生是没有拿到过的。”
一位同样毕业于哈罗公学的英国记者说：“学生想获得奖学金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学校提供的，但这更多的是照顾本土学生，薄瓜瓜确认没有申请到这笔钱；二是某些基金或慈善机构，指定某些条件给申请者提供奖学金，条件限制得太多，可能只有一个人申请。英国政府现在也在打击这种行为，因为它很容易滋生腐败。”这位英国记者说，他也通过多种渠道多次联系薄瓜瓜，想让他说明奖学金的来源，“他从来没有回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