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人类历史走到今天，世界潮流终于九九归一，任何国家都不再有“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之犹豫抉择问题。自由向更加自由奋斗，民主向更加民主努力，文明向更加文明出发。这既是人类的普世共识，也是地球村准入许可的国家道德准则。中国当然也不应该游离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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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自由与独裁专制之间不存在任何黄金比例安排只有0或1的选择。这种选择也没有“渐进”一说，从来都是一锤子买卖。正如女人分娩一样，要么顺产，要么难产，要么剖腹产，万万不能附加条件地分段生产，否则，就是黑医故意扼杀婴儿胎死腹中。同理，关于民主转型的历史论、阶段论、文化论、国情论、素质论等任何推诿之词，都属于顽固抵御转型的掩耳盗铃。因此，摆在中国今天的国家转型问题，既不存在转与不转的问题，也不存在何时转的问题，更不存在向何处转的问题，唯一只剩下如何转的问题。
如何转型中国？目前有两种最为普遍性的两极变革幻想：
一种是幻想顶层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开明巨人，以专制结束专制，用独裁结束独裁，从而实现在垂柳依依的温情脉脉中就走上现代宪政之路的国家转型模式，可称之为“领袖变革”。
一种是幻想经济崩溃导致饥民被迫揭竿而起，以最原始的底层革命方式摧毁旧秩序建立新世界，从而实现在血与火的尸骨堆里走上现代宪政之路的国家转型模式，可称之为“饥饿变革”。
之所以我们说这两种两极转型模式在中国纯属幻想，原因就在于没有对这两种模式所必须的条件有深入理解。
领袖变革模式，就是希望在专制政权金字塔顶端出现一位开明正直的神级领袖人物，凭借手中既有的极权优势主动实现国家转型。这种模式将受制于领袖所面临的三大障碍约束：是否愿意变革，是否能够变革，是否敢于变革。
权力是个好东西，尤其是不受监督的极权更是权中极品，它能让极权者实现自己一切理想抱负的可能。上天揽月下洋捉鳖，粪土当年万户侯，惜秦皇汉武数风流人物，放眼寰球也就几只苍蝇嗡嗡，……，说说，这是何等豪迈的独行天下？随便乱写乱画就是自成一体的书法，“土豆烧牛肉不许放屁”也是独领既往诗词歌赋的风骚，即便打错了标点用别了字依然是不可撼动的经典绝唱。为什么那么多人崇拜先帝爷等无法无天的极权暴君？因为那种唯自己自由而肆意生杀予夺他人自由的潇洒会让人如痴如醉，这就是蒋宋夫人当年说的“权力美感”。
权力美感会让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拥有者主动放弃权力么？绝不会，这是人之常情。只要权力快乐感不低于权力痛苦感，没有谁会放下手中的权力。我们津津乐道的华盛顿为什么没有走上独裁之路，除了他自己具有神一样品质的高贵之外，更重要是，当时有一批也具有神一样品质的先驱人物在紧紧盯着他，从来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他的警惕，联邦党人文集和政党的兴起都是围绕如何制约总统权力组成的专业监督队，华盛顿离开总统府说了一句话：“我终于把这烫手的山芋甩给了亚当斯”。华盛顿是被骂成小偷婊子而结束总统生涯，尽管他为国家熬白了头发熬坏了眼。因此，卸任两年不到就一命呜呼，享年才68岁。你说那总统得有多痛苦才会如此这般折磨人啊！是你，还想当下去么？
同理，戈尔巴乔夫、蒋经国、德克勒克、吴登胜等人，虽然面临的境况与华盛顿当年不一样，但内在的原因都是因为继续独裁的痛苦感超越了独裁的快乐感，再加之他们本人的人性犹存，所以他们没有独撞南墙而已。想想，为什么蒋经国不提前一年、五年、十年就放开党禁报禁？是不能还是不敢？别给我说什么条件不成熟之类的陈词滥调，我告诉你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不愿意。同样，德克勒克和吴登胜也是如出一辙。唯有戈尔巴乔夫还算是先知先觉再加道德超人而主动弃权，这的确值得大书特书一笔。正是因为戈氏的新思维，直接导致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结束了持续45年两大阵营的对垒格局，为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其实比华盛顿等人更甚一筹，但由于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对其讳莫如深，一直都没有得到正面评价而已。尽管如此，也不得不说是因为前苏联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逼迫戈氏做出个人大智大勇大德的抉择。讲到这里，笔者只能唯心地说，上帝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苦难安排是有先后顺序的，前苏联人民熬到头了，所以上帝降临了戈尔巴乔夫。如果当年的戈氏换做普京大大，那又完蛋了。
综上所述，极权者是否愿意弃权，主要决定于三点：
（1）极权环境压力是否超越了极权者的心里承受程度；
（2）极权者是否还尚存最起码的人性道德；
（3）极权者是否还具有正常的智力思维。后两点是加剧第一点是否提前到来的催化剂，如果极权者已经丧失人性和最起码的智力思维，即便水烧开了也不知道起脚的，因为皮太厚了，萨达姆、卡扎菲、巴萨尔等人无不如此，你让他们这些魔鬼级极权者做出放权的“愿意”，还不如把他们杀了。
退一万步讲，即便极权者有放权的意愿，就能实现领袖变革的国家转型吗？NO，还得看第二大约束条件：是否能够变革。能不能，主要决定于极权者和极权系统所沉淀的包袱是否放得下？这个包袱其实就是罪孽，如果沉淀的罪孽能有效归零或轻缓到不足以被清算的可能性时，那么，领袖变革模式基本水到渠成，就不再存在第三大“是否敢于变革”的约束条件。
如果极权领袖有意愿，那么说明他本人的包袱已经不是阻力，关键就是看极权系统的包袱阻力有多大。这个罪孽包袱是什么？主要包括反人类罪孽和特权腐败罪孽的沉淀量。如果反人类罪孽具体存在并且实施者还在世，极权领袖就会遭遇难以抵抗的阻力。如果反人类罪孽与实施变革的极权领袖之权力来源是一脉相承的关系，那领袖变革的意愿几乎会被秒杀。另一个丝毫不亚于反人类罪孽的包袱就是系统性腐败沉淀量，也就是特权阶层已经获得的腐败利益是否超越了民众放弃清算的容忍度，如果没有超越这种容忍度，领袖变革意愿就能执行，否则，就会遭遇特权阶层（泛指既得利益者）的集体抵御。腐败利益沉淀量越大，抵御领袖变革的意志力量就越坚决。
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能顺利让“新思维”落地也没有流血，就是因为苏共极权系统这两项罪孽包袱不大。反人类罪孽可一股脑儿推到前面已经死去的极权者身上，从而将自己的罪孽可以归零。戈氏解散苏共中央时，一直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特权还没有变现的机会，腐败沉淀量非常有限，最多就是多了一点特供啥啥的，即便失去权力也没有多少落差，更不会有被清算的恐惧感。如果在戈氏之前已经推行了几十年的市场经济，戈尔巴乔夫即便有上帝附体也难以撼动特权腐败体系的集体抵御力量，贸然变革必遭血光之灾。特权腐败越泛滥越纵深，领袖变革的意愿和可能性就越小，他也不敢变革。戈氏变革的成功条件也同样可以解释蒋经国、德克勒克和吴登胜模式。
也许一些急欲变革的幼稚右右会说：“干脆就别清算好了，已经腐败的就让他去好了，早转型一天总比不转好，何必纠结呢？”那好，只要此语一出，不但现在所有的虎啊蝇啊的放心了，所有的小虎中虎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大虎巨虎看齐，并且狼猪狗羊都会朝虎山一路狂奔，反正不用担心被清算嘛。特权腐败体量更加厚重如山，既得利益群体更加庞大如云，弱民阶层更加弱如蝼蚁，从而，阻挡变革的力量必然更加压倒性超越诉求变革的力量。这就叫麻雀吃胡豆没跟屁眼商量。
根据领袖变革的三大约束障碍，请问今天中国，幻想领袖变革实现国家转型的可能性还有吗？因此，那种以不断歌颂胡耀邦、蒋经国、吴登胜、德克勒克为引子来触动顶层出现领袖变革的寄望，注定是一厢情愿，即便胡赵阴灵回转也只能两眼一瞪而无力回天。
与领袖变革的顶层转型幻想相对立的就是寄望底层弱民的饥饿变革。饥饿变革幻想认为，经济一旦崩溃，必定物价飞涨，大面积失业，大多数弱势群体都没有社会保障，底层穷人必定因为饥饿求生不得不揭竿而起，陈胜吴广和太平天国的历史画面就必然重演，国家想不转型都不行了。
如果说领袖变革幻想还有生鲜活例可附会联想，虽有点幼稚，但还不算太离谱，然而，饥饿变革幻想纯粹就是一种沉醉于教科书谎言的愚蠢。饥饿变革幻想至少犯了三个无知的错误：（1）不懂中国与经济危机毫无关系；（2）不懂饥饿与经济危机毫无关系；（3）不懂饥民变革与国家转型毫无关系。
首先要明白一个概念，什么叫经济危机？这个不但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就连相当部分所谓经济学家也没闹明白，但一群糊涂蛋，对，糊涂蛋，天天还在预期中国的经济危机，可笑之极。
经济危机，只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才会出现的一种经济症状。啥叫市场经济？就是必须有最起码的市场正义和契约精神为基础的经济运行环境，即在充分自由平等竞争状态下，由于供求信息的滞后性积累，因为盲目投资的非理性，导致供求结构性失衡，产生的金融、劳动、产品等市场大规模的部分领域供给不足（物价飞涨）和部分领域供给过剩（大面积失业）的市场病态现象。这就叫经济危机。如果既没有市场正义，也没有契约精神，更没有自由竞争环境，连最起码的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都不存在，产生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概念“经济危机”又怎么可能在中国这样的市场出现呢？为什么被踢屁屁？就因为别人不承认你是市场经济国家。一句话，没有选票的国家，没有资格发生经济危机；没有选票的国民，也是没有资格谈论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个奢侈品富贵病，中国人，你真的不配谈，谈不起。
你听说朝鲜有经济危机吗？你听说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有经济危机吗？你听说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亚有经济危机吗？你听说过唐宋元明清有经济危机吗？你当然没有，你只听说过自然灾害和大饥荒，但那与经济危机毫无关系。
饥饿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也就是说，饥饿问题与经济危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为啥路有冻死骨？那是因为朱门酒肉臭；为啥饿死三千八百万？因为茅台酒厂只能增产不能减产。这些饥饿问题与什么经济问题或经济危机有个毛的关系呀！
别说最近的次贷危机，就是最远的1929世界性经济危机，你听说哪个西方国家饿死人了？你听说有跳楼讨薪吗？你听说有公交纵火吗？当然没有，但你一定听说有很多投资者跳楼了、工厂大面积倒闭了（中国国有企业永不倒）、工人大规模失业了（在中国叫闲置劳动力）、牛奶倒进河里了（过期还不倒只有中国商人才会干的事儿。精英博览）。但上述经济危机的表现征兆在中国根本就不是事儿，连跳楼讨薪都不是什么事儿，还能有什么事儿？
换句话说，一个不正常的国家，危机也是不正常的。此时此刻此地此国，不但正在发生你嘴里所说的经济危机，也在发生你从不说的教育危机、医疗危机、言论危机、出版危机、养老危机，而且正在发生最彻底的政府信任危机。而这些危机自从1949开始，每天每时每秒都伴随你的左右，但有谁拿出来说这些是危机？而在正常国家哪怕某个小危机，国民早就翻天了，你也早就在新闻联播听到水深火热了。2007的美国次贷危机牵动世界，但中国不但没有危机，而且望星空还夹着国库去救援房地美和房利美去了，尽管国内正在发生抱子同溺、锯子锯腿和自制肾透析机器的饥饿问题，举国上下都情绪稳定，哪有什么危机？这就是非正常国家的“神奇”之处。
结论：
（1）经济危机是自由国家市场经济的事儿，非正常国家不会有经济危机，因为非正常国家有的是办法让一切危机情绪稳定。
（2）饥饿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更与经济危机无关。
自然非正常国家不会发生经济危机，那你还去预期什么经济危机和经济崩溃呢？自然饥饿问题与经济危机无关，那你还在幻想什么经济危机而产生饥饿变革呢？这不但是对中国认知不够，也是对世界认知不够，更是对中国饥饿认知不够，胡乱听到一个经济术语就乱套乱用。
这国不会有经济危机，但不并影响饥饿的发生，甚至饿殍遍地皆有可能。但饥饿一定就会揭竿而起吗？这里又容易犯一个教科书错误。
教科书一直都说，历代起义都是因为民不聊生才揭竿而起。我告诉你这是一个谎言，每次揭竿而起的都不是饥寒交迫的饿死鬼，恰好都是有知识有思维有志向的一群人在思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是军队的中层干部，洪秀全及其一干高层都是出身不俗的人家，即便最近的井冈山革命也是一群有志青年的伟大杰作，从没有听说哪一次改朝换代是因为快饿死的人去找政府的怪。
你想想，一个正在食不果腹饥肠辘辘的人会想什么？会想“中国向何处去”吗？会想自由平等和选票吗？会想国家转型吗？不会，他只会想明天的面包在哪里？但同样这个问题，中国人与美国人想法就不一样。美国人一旦失业呀、福利下降呀等一切不如意的事儿，都是去找白宫，并且是所有人（无论贫富）一起去找，但在中国的穷人都不会这样。
打小时候就经常看见叫花子走村串户，都是一个人一根棒一个碗在沿村乞讨，从没看见两个人以上联手乞讨的。这些叫花子也奇怪，就只往同样是食不果腹的远村近乡去讨，从没有看见哪一个叫花子去衙门口讨，稍稍好过一点大户因为狗恶，他们也都不去。我就很纳闷，这叫花子也是欺善求良啊？还真是，不但中国乞丐如此，其实所有底层弱民都是如此。我曾经在一个城市农民工子弟学校当过一段时间政治辅导员，这是一个武术学校，一次，我问一个经常欺负小伙伴的孩子王：你这样总是出手打同学，长大了你敢回去打乡长吗？他不假思索就立马回答：“民不与官斗”。当时我目瞪口呆。一个不谐世事的孩子都能条件反射一般回答得如此干脆，可想而知，对官府的恐惧感已经不是社会教化，而是固化成一种基因在代代传承。
但是，在同样的饥民之中却能组建起大小不同规模的丐帮，这是中国历史章回和各种奇林轶史必不可少的精彩片段，看，都快饿得去鬼门关了，还不忘来一次底层王朝的演绎，并且还演得栩栩如生。其实，你只要去全国各地生存状况极为糟糕的人群堆里走一遭，你都会发现类似丐帮一样的王朝组织，即便是专收破烂垃圾的三轮车也不例外。可想而知，中国最低层，也就是你所寄望闹饥饿变革的将来饥民在想啥？你还能幻想“饥饿变革”吗？
可能我们不愿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民越贫穷越怯懦越偷生。当一个人穷得只剩一条命的时候，他特别珍惜生命，任何有让他丢命的风险，他比谁都更敏感也更警惕。但是，为了活命，他可以不顾一切廉耻和人格人伦去干他所想干的事儿。譬如卖儿卖女，甚至亲亲相食，这在1960年代的大饥荒绝不是什么稀奇古怪。一个民兵一把枪守在村口，所有村民宁愿将村里的树皮吃光也没有人敢冲出村去。你说你还盼望什么经济危机会有饥民变革么？
饥民变革如果是一种幻想，也许并不是最糟糕的，可能最可怕的是饥民变革变成活生生的事实。因为在饥民眼里只有面包、炕头和女人，关于普世价值啥啥的根本不如面包屑重要。真的一旦饥民变革起来，也分不清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的朋友，所有能吃上饭的人可能都是他们心目中的首富。因此，当你在幻想饥民变革时，也许革的不是别人的命，恰好是为自己在挖坑。饥民变革更不可能转型国家，最可能的是转世唐宋元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