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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考姆斯托克是个报复心很强的福音派教徒，1844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新迦南的一个农场。10岁时母亲的过世使他变得格外阴郁，他一生都极度崇拜母亲，之后也将他领导的净化运动献给她。
考姆斯托克青少年时过度沉迷于自慰，他在日记里承认这几乎让他想自杀。他十分相信色情图片和文学有内在的危险，也知道政法部门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管1842年一项联邦法律已经禁止进口法国明信片，内战时期考姆斯托克在康涅狄格州兵团服役时仍旧经常看到士兵们传看这种色情卡片。战后他在纽约看到下百老汇区聚满了妓女，或者看到路边小贩兜售淫秽杂志和书籍，同样感到震惊。
那时并没有反淫秽出版物的联邦法律，尽管早在17世纪马萨诸塞州就有了反淫秽的法令，但是这些法令并非从性的角度来定义“淫秽”，而是认为反对既有宗教的文字和话语是“淫秽”。例如，在该州清教徒聚居区，直到1697年渎神罪的刑罚仍旧包括死刑，甚至之后的法令规定罪犯可以受到被烫烙铁在舌头上穿孔等方式的折磨。清教徒势力强大的马萨诸塞州也立法反对传播、占有宣传贵格会[8] 思想的宗教书籍，1711年对唱“不敬歌曲”也增加了处罚，罪犯有时会被戴上颈手枷。
直到1815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男子才第一次因性方面的淫秽接受传唤——他展示出售一张“下流”男女的图片；但因并不违反美国法律，最终是依据1663年的英国判例法将他逮捕的。判例是“雷克斯诉塞德利案”。此案中，塞德利被判罚款和关监一周——因为他在酒吧的露台上赤身裸体，醉醺醺地嚷脏话，把瓶子里的尿倒向其他顾客。尽管这场闹剧和美国人被抓到展示色情图片这事儿没什么相似性，但宾州的执法者认为二者都违背了普通法规定的公共礼节以及宗教要求的伦理标准。
在美国第一本被禁的色情读物是插图版的英国小说《欢场女子回忆录》，又名《芬妮·希尔》，约翰·克莱兰所著。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年轻妓女的社交生活和性生活，1749年在伦敦出版，1821年在马萨诸塞被禁，此前也在英国被禁。最早买了这本书的美国人里就有本杰明·富兰克林。
殖民地时期在美国领导者的私人藏书里发现有性方面淫秽的书，例如奥维德、拉伯雷、乔叟和菲尔丁的书，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但因为当时能读书的基本上只有受过教育的少数人，文学审查并不像后世那么重要。当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能读会写，大批出版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宗教在扩张的国家里无法像原来那样控制日常生活后，审查的重要性就显现了。加上学校更多，包括1820年建立的第一所公立高中，政府越来越关心应该给学生提供什么样的书籍；安东尼·考姆斯托克于19世纪60年代在纽约替他的审查运动辩护时，也同样表达了对于青少年的担忧，想保护他们免受腐化。
内战后考姆斯托克百无聊赖地在纽约一家食品杂货铺当店员，之后又去做纺织品推销员，但他同时也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名活跃成员。在这个组织的帮助下，他持续不断地请求公共职能部门强化和促进反不道德、反性表达的律法。他坚信色情读物和图片会给青少年带来灾祸，也会让成年人因自慰、通奸、堕胎和性病而堕落。
尽管很多政客同意考姆斯托克的结论，但他们却不大愿意支持他矫枉过正的方法——包括使用密探、间谍、诱饵及私拆信件等，因为这些威胁到了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更像是当时英国为对抗不道德行为而采取的压制性措施。1864年英国政府为了消灭性病，立法强制那些被怀疑会传播性病的女性就医，并规定她们在被治愈以前必须身着黄衣。在医院里这些女性被隔离到专门的、被称为“金丝雀病区”的地方。这一举措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女性主义者的抗议成功废除了这项法令。
英国这个时期也有一些所谓的治疗自慰的方法，包括一种贞操带——父母在儿子上床睡觉前绑在他两腿间。这种小玩意儿有些外面装上了铁钉，有些有铃铛，只要这年青人碰他的性器或者勃起，铃铛就会响。
彼时，公民反堕落社会组织充斥于英国，不仅攻击妓女、通奸者和所谓的色情文学作家，也追击一些性教育手册的出版商。这种组织其实以不同形式已在英国存在了几个世纪，17世纪中叶尤其显著，因那时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清教徒推翻了君主政体并废除了会引起渎神的败坏源头——戏剧。但19世纪中期，在维多利亚女王英明的治理下——大概也是见不得光的性行为达到顶峰、色情读物泛滥的时候，反堕落组织愈发狂热化，此时一系列压迫性的法律充分表达了他们的观点。
有一项法律允许政府搜查私人店铺，看有没有淫秽物品出售；同时，1868年时英国的首席法官将“淫秽”定义得严格到成人不管读什么看起来不适合儿童的东西，都会被维多利亚女王的执法者禁止。首席法官将淫秽定义为所有“会使看这类读物、脑子容易受到不道德影响的人腐化堕落”的东西。这项法律还允许法庭在即便书中只有少数与性有关的段落的情况下将整本书判定为淫秽，也不管作者为何要写这些个段落。
更加惊人的是，这项1868年维多利亚时期的法律不仅比这个在位六十余年、死于1901年的英国在位时间最久的女统治者[9] 活的时间更长，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叶仍旧影响着英国和美国对淫秽的定罪。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如此大胆地反叛母国的美国，在性立法方面倒是对英国法律卑躬屈膝。而没人比安东尼·考姆斯托克更成功地强化了美国的清教徒之根，他自己管自己叫“上帝花园里的除草人”。
对反对者毫不在意，考姆斯托克和他在基督教青年会的追随者精力旺盛地向纽约州立法院和华盛顿的联邦机构请愿，要求设立更严格的反堕落法律来对抗不道德行为，而此提议适逢其时。经过内战后的混乱、持续不衰的街头犯罪和穷困，还有强盗贵族的丑闻后，联邦政府对任何能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它自己的无能腐败中转移开来的借口都求之不得，更别提这个提议还能加强对桀骜不驯的公民的控制。再加上一些商界领袖和企业家相信性放纵会影响工人工作，于是也青睐收紧对大众道德的规范。教会团体意识到那些街上的妓女和售卖“争议文学”的报刊亭，觉得早该有场变革了，也觉得作家们变得过分不敬神了，包括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他刚因为写了“下流读物”《草叶集》被内政部解雇。
考姆斯托克宣称，更坏的东西还在出版界大行其道，作为证据，他向国会出示了成箱的婚姻指南、色情小册子，还展示了一些图片，他将其统称为“偷袭青年人道德的秃鹫，悄悄把尖利的爪子伸向他们的心脏”；由于一些著名人物也支持他的观点——像肥皂制造商塞缪尔·科尔盖特[10] 和银行家J.P.摩根（他本人也收藏情色作品），1873年考姆斯托克终于说服国会通过了联邦法案，禁止邮寄“一切淫秽、粗俗、具有挑逗性和色情的书籍、手册、图片、纸张、信件、手稿、印刷品和其他含粗俗猥亵内容的出版物”。该法案由尤利西斯·S.格兰特总统签署，包含的修正案中指定考姆斯托克负责邮政部门一个特殊的反色情机构。两个月后，考姆斯托克成立的组织——纽约反堕落协会，由国家立法机关给予了调动警察的权力，安东尼·考姆斯托克则有了持枪权。
之后多年里，考姆斯托克和他的协会恐吓出版商，逮捕了数百名持有问题作品的公民，还导致15名被控有不道德行为的女性因不堪忍受公开审理的耻辱而自杀。针对这些女人的种种指控包括卖淫、堕胎、售卖节育工具，以及——比如艾达·克拉多克——写作了名为《新婚之夜》的婚姻指南。
纽约出版商查尔斯·麦琪被戴上手铐送进监狱关了一年，外加罚款500美元，只是因为存货里有奥维德的《爱的艺术》。卡纳尔街的一家书店老板也因为出售阿什顿博士的《人之天性与婚姻指导》而受到了类似的惩罚，虽然此书在纽约的书店里已经长销20年了。钱伯斯街上一个年轻的卖报人，禁不住有顾客纠缠不休、非要出高价买色情图片，弄到图片之后，却没想到买家是考姆斯托克的线人，结果坐了一年监狱。
考姆斯托克在纽约给人定罪的依据大多靠诱骗得来。他本人，或是他的协会成员，假装成顾客，或者用假名写挂号信，寄钱去购买某些书和册子，然后这些东西就成了法庭物证。由于贩卖和传播节育信息都属违法，许多毫无戒心的药剂师因为出售安全套或许多女性因为只是为了保洁才使用的橡胶球注射器而被捕入狱。
摄影工作室时常遭到突袭，翻查文件里是否有色情图片。一位幻灯片放映者受到调查并被捕，只因为他给对艺术感兴趣的观众放映了几张裸体雕塑的照片。1878年的一个晚上，考姆斯托克和协会里的五名男性成员来到了格林街224号的一家妓院，给了三个女人14美元让她们跳脱衣舞，之后考姆斯托克便掏出左轮手枪，以有伤风化罪逮捕了她们。
对考姆斯托克的这些手段，各大报纸鲜有不满之词。发行商和政客都觉得，反对考姆斯托克可能会被解读成姑息犯罪，自己的私生活大概也会受到他的检查。不过，几家小规模、代表了当时地下新闻界的刊物，倒是慷慨陈词、批评了考姆斯托克，特别是编辑部位于下百老汇的《真理探寻者》周报。坚定的不可知论者、对《圣经》也充满质疑的业主兼编辑D.M.本内特，受托马斯·潘恩影响，偏爱的社论话题包括避孕、向教会财产征税，以及尊重考姆斯托克否认的那种自由。
文章中，D.M.本内特将考姆斯托克比作托克马达——15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首任大法官，还有17世纪的“猎巫者”[11] 马修·霍普金斯。“霍普金斯，”本内特写道，“仗着法律权威，在英格兰诸郡悄无声息地潜行，伺机抓人，而考姆斯托克也有着类似的法律权力，潜行于美国的某些州，用同样的方式抓捕倒霉的猎物们。”
鉴于淫秽行为如今在美国已是联邦重罪——最高可处以5000美元罚款，10年刑期——本内特强调政府应当明确“淫秽”的定义，让每个市民都明白它的含义，像谋杀、致死、强奸、纵火、盗窃和伪造文书这些罪名一样清晰。但遗憾的是，淫秽罪的定义并不清楚，不同的公民、法官、陪审团、律师和公诉人对它有不同的解读，结果就是，这个罪名留在法律书籍里，以便有权的人随时随地、以各种理由对其利用，制造新的罪人。
如果像考姆斯托克说的那样，为了保护青少年的道德观念，情色材料的传播要被排除出邮政系统，那么本内特建议由家长、老师和保安来检查所有寄到家里和学校的邮件，省得政府人员和宗教狂热人士插手。本内特和他同时代许多著名的怀疑论者都相信，宗教组织是压迫人的、反智的，许诺遵守教条者死后能进入天堂、威胁不信者要堕入永恒的地狱，以此来控制、欺骗人民；宗教的礼拜仪式虽说基于虚无的神话，政府却不加干涉，因为它具有抚慰广大民众的功效，不然这些人就要上街反抗世界上的种种不公了。
在本内特眼里，主流教会和政府结成了利益伙伴，共同让公众顺从权威，从而维持彼此的特权地位。教会不必纳税，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和资产，自然乐得对政府在战争中不人道，乃至野蛮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府则时常提供警力，支持教会侵犯个人隐私的行动。教会认定自己有权干涉人们在自家床上做什么事，能评判性爱的标准和目的，能控制文字和图片中对性行为的描绘，能通过审查制度消灭信徒脑中幽灵般挥之不去的不洁念头，从而将思想控制正当化，这激起了无神论者本内特的怒火，他觉得这背叛了美国国父们创立宪法的反神学基础。
无休止的激烈言论，加上大胆将之付印发行的鲁莽劲头，本内特无可避免地迎头撞上了法律。1877年一个大风天，安东尼·考姆斯托克本人，由美国法警副官作陪，拿着逮捕令来到了本内特的办公室。考姆斯托克神色凛然，指控本内特通过邮政渠道传播两篇低俗渎神的文章，都是登在《真理探寻者》上的。一篇名叫《有袋动物如何繁衍后代？》，另一篇叫《致耶稣基督的公开信》。
面对考姆斯托克，本内特迅速争辩他有权利发表这两篇文章，而且哪篇都既不低俗，也不渎神。有袋动物的那篇是接收的投稿，是篇科普文章，精确谨慎地回答了题目的疑问。给基督的那封信出自本内特笔下，确实质疑了圣母玛利亚的处女身份，但他坚信思考此项奇迹并不违法。
考姆斯托克要是想找犯淫秽罪的证据，本内特说，《圣经》里有的是，有亚伯拉罕赶走小妾的故事，有强奸他玛，有押沙龙通奸，还有所罗门好色无度的辉煌战绩。考姆斯托克听得不耐烦，催本内特拿上外套赶紧走。他再不想听哪怕一句这种不敬神的话，本内特照做了，被押到百老汇大道和公园街路口的邮政大楼，关进政府专员的办公室里。在那里，本内特被告知，保释金为1500美元，下周要参加审前听证会。考姆斯托克想让他成为邮政扫黄联邦法的头一个牺牲品。
获得保释后，本内特立刻开始准备辩护事宜，发表了攻击考姆斯托克和相关法律的新文章。很多人受到鼓舞，支持他的活动，其中就有他著名的朋友、同为不可知论者的律师罗伯特·G.英格索尔。英格索尔和本内特一样，在伊利诺伊州长大，南北战争时期作为联邦骑兵上校英勇战斗，他参战并非出于爱国，而是出于对奴隶制的反感。他父母在开战前20年就已经公开支持废奴，以致他父亲辗转于各个教堂集会之间，与做礼拜的人争论不休、互不相让的时间比公共礼拜的时间还长。这场面影响了年轻的英格索尔，也与他早期对基督教美德的怀疑不无关系。
内战之后，罗伯特·英格索尔投身法律界，频繁参与一些当时很有争议的案件的辩护。他十分痛恨审查制度，自然成了考姆斯托克的敌人。如果政府要通过审查《真理探寻者》上刊登的文章来支持考姆斯托克，那英格索尔巴不得替本内特的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于是他就这样通知了华盛顿的邮政部长。
用来起诉本内特的证据文章，既不淫秽也不粗俗，无疑还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案子要是提交到最高法院，考姆斯托克的赢面不大；也许就是因为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加上英格索尔的从中调停，邮政部长默默地撤销了对本内特的指控。
遇上这种境况，换成一般人，刚刚让政府和令人生畏的考姆斯托克吃了瘪，又想到审查者可能存心报复，今后也许就要小心营生，D.M.本内特可没有。他在报纸上大肆庆祝自己毫发无损，又加紧批驳考姆斯托克，催促政府撤销邮政审查制，呼吁避孕指南和避孕工具的合法化。他还写作并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讽刺基督教，说基督教的历史就是打着神圣的旗号屠杀，以基督的名义进行血腥征服，教皇们多有奸淫、乱伦和谋杀之行。
本内特将使徒保罗描绘成不虔诚的改信者、伪善小人，还痛恨女人，开启了罗马教会中反女性的传统。保罗二世则是“粗鄙、虚荣、残忍、荒淫的教皇，最大的乐趣就是用烧热的火盆和恶魔般的刑具折磨异教徒”。在本内特眼里，耶稣会会士都是制造秘密恐怖的党羽，他把马丁·路德称作“疯狂暴徒”，约翰·加尔文则是“老谋深算、残忍的偏执狂”。庇护四世“让教皇宫殿住满了妓女娈童，只为满足自己肉体的激情以平息欲火”；庇护六世犯有“鸡奸、通奸、乱伦和谋杀”罪；西斯都五世“绞死了60个异教徒以庆祝自己的加冕”。与此类似，本内特还描绘了数十位其他的教皇、圣徒、宗教改革家、传教士和清教徒，最后总结说安东尼·考姆斯托克“已经证明了自己不逊于教中任何一位前辈，逮捕、迫害、告发、毁灭着自己的同胞”。
这篇文章发表于1878年。那年本内特又一次被考姆斯托克逮捕，但逮捕令里只字未提他对宗教的批评，因为即便言辞激烈如此的文章，在言论自由修正案的保护下还是可能被辩护无罪。考姆斯托克手上有更好的材料，一本完全写性爱的小册子《丘比特之轭》，书中支持自由恋爱，诋毁婚姻，描绘了人们生活在不受束缚、充满情色的公社里的景象。书中大胆发问：“既然大脑和肠胃都是自由的，凭什么公民的性器官就要受神父和法官监视呢？”
虽然此书既非本内特所写，也不是由他发行——作者是已经入狱的马萨诸塞州自由思想家E.H.海伍德，但据说本内特一直在售卖这本书，以及其他具有争议的文学作品，地点是纽约伊萨卡的一次集会上。考姆斯托克十分确信，自本内特第一次被捕之后，这回有见识的人就不会那么急着公开支持他了。
但这次，公众对考姆斯托克的反对却不断高涨，这是他反淫秽改革运动的第五年，本内特又一次利用自己的报纸赢得了不少支持和用以辩护的经济援助。不过，案子还是闹上了法庭，一位严厉的法官——向美国法律体系引入了1868年英国的狭隘法律，规定文学作品中只要有一部分被认定淫秽，整部作品即被判为淫秽，不适合青少年阅读——判定本内特贩卖情色书刊有罪。法官随即宣判本内特在奥尔巴尼的监狱[12] 做13个月苦工。
很快，数千市民向拉瑟福德·B.海斯总统请愿赦免本内特，还有风声说他要向最高法院上诉；但这些努力很快便销声匿迹了，因为考姆斯托克想法弄到了花甲之年的本内特写给一位年轻女性的情书，公开谴责其是好色的奸夫。本内特在狱中承认自己确实写了信，这令一些人更加不满，包括本内特太太和海斯总统的夫人；据说就是海斯夫人怂恿丈夫对释放本内特的请愿置之不理的。
本内特做满13个月苦工，身体垮了不少。刑满之后，他游历欧洲，把报纸留给入狱期间代为管理的伙伴。1881年，本内特出版《异端在外国》，是典型的他个人风格强烈、不敬神明的文章及评论合集。这些作品奠定了他在19世纪美国自由思想运动中的地位，接下来的几代人时间里，该运动吸引了众多出版商，包括伊曼纽尔·朱利叶斯——20世纪20年代出版了饱受争议的“小蓝书”系列[13] ，开启了整个美国的大众市场平装书产业；塞缪尔·罗思——30年代到50年代时常因为出版违禁书籍而入狱；还有巴尼·罗塞特——最终用法律手段阻止了邮政系统的审查。
D. M.本内特死于《异端在外国》出版后的第二年，他的宿敌安东尼·考姆斯托克，则要长寿得多。直到1915年去世前，考姆斯托克还把许多人送进了监狱，1869年他尤其高兴，因为这一年联邦最高法院维持了对卢·罗森的有罪判决。卢·罗森出版的邮寄刊物《百老汇》，印有具挑逗性的女人图片，部分覆盖着灯黑[14] ，订阅者在家可以轻易擦掉。虽然罗森的律师慷慨陈词，以种种理由反抗下级法院的有罪判决——包括证据所使用的《百老汇》是通过伪造政府信件得来，而且卢·罗森自己并不知道照片上的女人这么容易就能被擦得掉的炭黑掩盖，最高法院仍旧支持考姆斯托克法案，卢·罗森被迫做了17个月的苦工。
考姆斯托克的去世并未使对色情产品的指控减轻多少；继承他衣钵的有邮政审查者、教会领袖、纽约反堕落协会以及其他城市的类似组织，比如波士顿监防协会、芝加哥法律与秩序联盟等。
芝加哥联盟的带头人是阿瑟·B.法韦尔，新英格兰清教徒的后代，本来就有传教士的宗教热情；他父亲是当地的政治领袖，与某些芝加哥的骗子、恶棍和一个著名的鸨母在金钱和社会关系上相互勾结，这一打击性的消息传出，更加深了法韦尔的宗教狂热。从那时起，年轻的法韦尔就刻意与父亲疏远，对于任何利用政治阴谋或赌博牟利的人，以及从不道德的性爱中寻欢的人，他也同样容不得。
在法韦尔联盟的不断呼吁下，大部分芝加哥的妓院1912年都临时休业了，1915年，联盟成功让芝加哥的酒馆在周日关门停业。美国禁酒令实施期间，政客与黑帮勾结，开办地下酒馆、挑起无数威士忌战争。法韦尔联盟打击政客与黑帮的利益联盟收效不大，部分原因是1919年《沃尔斯泰德法案》出台之后，芝加哥市受到种族团体的强烈影响——主要是爱尔兰人。这些人不同意禁酒主义者认为喝威士忌是恶习的观点，不过在性爱方面，爱尔兰人可能比清教徒还要清教徒。
实际上，到了20世纪20年代——就是休·海夫纳那严肃清醒、卫理公会教徒的父母从内布拉斯加州来到芝加哥定居的时期，爱尔兰天主教徒已经多少取代了法韦尔式一本正经的清教徒在城市里执行性道德了。19世纪中期的爱尔兰大移民为芝加哥输入了一支生气勃勃、充满狂热的天主教派，其基础是性约束和正统教义，这些价值逐渐反映在城市的政治、社会各个方面，人们对非正统的思想和行为越来越不能包容。即便在爱尔兰人还没有掌控市长办公室的时期——20世纪20年代他们经常能掌权——对于道德和性审查的正统天主教观点他们也不乏执行者，像州议会里占压倒性多数的爱尔兰裔立法委员、市政议员、选区领袖、州检察官、警官，以及和政治挂钩的教会人士。爱尔兰人比其他移民更快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一登上新大陆就会说当地语言，团结在宗教信仰周围，过去在家乡反抗英国人的经历则让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井然，铁板一块。经由不同教派间的通婚和任用政治亲信，这种组织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慢慢地，从芝加哥南区的棚屋里、蓝领住的平房里、黑人不得入内的公寓楼房里，芝加哥的民主党机器开始成型。从这些地方走出了理查德·戴利市长，在他之前还有两位爱尔兰天主教派的市长，埃德·凯利和马丁·肯内利。
戴利的成长环境和一般白种人聚居地差不多，主要居住的是波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意大利人和俄裔犹太人；这些社区的居民几乎都是社会观点保守的芝加哥人，死守着自己的家庭和贸易联盟，比起开明城市的移民，这里的人更加封闭、顽固，结成了一个投票集团，排外得可怕。芝加哥就是这样秩序良好、一潭死水、情感冷漠——市民对附近的剧院老板放场性感的电影如临大敌，对政治诈骗和极端的种族主义倒是见怪不怪。
少年休·海夫纳在罗克尼剧院做引导员时看的电影、成年海夫纳在其他影院买票看的电影，放映前都要受到警方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审查的人员通常是五位家庭妇女，都是警察的太太。海夫纳在冯·罗森的推广部门工作时，芝加哥主要的杂志分销商都拒绝运送冯·罗森的产品，因为性感内容太多，可能惹市政厅和教会领袖不高兴。因此，冯·罗森的杂志都是由一家规模小、野心大、胆子肥的公司派车偷偷送去各个报摊，这种公司就是卡车运输行业所谓的“次级”分销商。
美国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一个主要分销商，负责流通社会可接受的大众杂志，像《读者文摘》和《淑女居家月刊》，还有一个“次级”分销商，专门接主要分销商不愿碰的业务。芝加哥的次级分销商就是议会大厦新闻社，和其他城市里的这类公司一样，它把仓库设在偏远的小路上，窗户用砖头封死，省得路边有人打探。从印刷厂运来整车新杂志的卡车司机进仓库之前，先要按旁门的门铃，用对讲电话确认身份；然后大大的拉门才会升起，卡车进库，大门落下锁好之后，理货员会帮司机卸下货物，放在交接处。杂志的箱数要对照发票详细清点。一部分杂志是从纽约、洛杉矶这样很远的地方运过来的，运货人开车穿越美国的次级运输路线，把货物卸到丹佛、得梅因、克利夫兰、哥伦布等地。大卡车离开芝加哥的货仓之后，议会大厦社的小型厢式货车会进市内向报商分发提前定好数目的杂志，一些商家偷着在柜台下卖杂志，或者用棕色牛皮纸包上寄给顾客。
议会大厦社送货物就像先前卖私酿威士忌一般小心，而且运货司机可能也大致固定，仓库里的箱子装的倒也不全是情色出版物。议会大厦社还负责分销一些学术和文学杂志，像《党派评论》，在芝加哥卖得不怎么好，主要分销商没有兴趣。仓库里还有一些是对地方领导人和宗教领袖有所冒犯的政治刊物，比如共产主义者的《工人日报》。议会大厦社还分销所有的黑人出版物——《乌木》《黑人文摘》《棕色》，还有《芝加哥保卫者日报》。
议会大厦新闻社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创始人是个经常赌马的芝加哥人，亨利·斯泰因博恩。一开始他主要代售股票行情报告，但也运一些当时认为伤风败俗或淫秽的杂志——《阳光与健康》《警察公报》《游民新闻》之类，印着“影坛新人”泳装照的影迷杂志，还有某些女性自白杂志。虽然这种情事自述类杂志里没有挑逗性的照片，但芝加哥和全美很多神父都认为其描述堕落史的内容和对私生活的曝光会诱发淫欲的思想，督促教区居民不要阅读这类杂志。（有意思的是，1868年英格兰第一例定义了淫秽罪的案件——律师界称其为希克林决议——源头就是对一本小册子的控诉，其中描述神父听了女性的忏悔，时常欲火难耐得要自慰，甚至在忏悔室里和信徒交媾的情节。）
随着“二战”期间色情杂志的流行，议会大厦社的生意，连同国内其他次级经销商的生意，都大为兴隆。议会大厦社在芝加哥市内分销罗伯特·哈里森的出版物（《媚眼》《调情》《低语》《秀色可餐》），还有另一个纽约出版商阿德里安·洛佩斯的杂志（《美人儿》《偷笑》《长官》《热门》）。战后纸张配额取消，开始出现新兴杂志，像《日夜》《欢庆》和《焦点》，里面都有一个刚刚出浴、来自加州的高个金发美女，名叫艾里什·麦卡拉的；还有一个魅力十足、带点邪气、脚蹬高跟鞋、气场强势的佛罗里达棕肤美人，叫贝蒂·佩奇。这两位比别的照片上的模特都红，是战后成千上万男人的幻想对象，而且到50年代依旧人气不减。这时黛安娜·韦伯刚刚出道，衣服越穿越少，在《阳光与健康》和冯·罗森的杂志里做模特。
冯·罗森的杂志越来越大胆，除了阴毛什么都敢入镜，议会大厦社的亨利·斯泰因博恩不禁担心起警察会突袭搜查他的仓库。他找了个新地方，租了更大的仓库，门口的公司名牌却很小。斯泰因博恩人生中第一次开始赚钱了，有十辆卡车在市内运货，其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报摊偷偷买进色情杂志。每卖一份50美分的杂志，报摊老板赚进10美分，亨利·斯泰因博恩也进账10美分。芝加哥每月卖出上千份杂志，很多出版商都雇律师当顾问，想知道照片里露多少才合法。一些律师说了自己的观点，另一些耸耸肩，说怎么定义淫秽罪，就看碰上哪个法官；于是斯泰因博恩的厢式货车明目张胆地往各个报摊送货，后来还送到一家书店里。一开始，这书店开在迪尔伯恩街，后来搬到了范布伦街。
书店的橱窗里，陈列着一般书店都有的平装和精装书，但商店深处、柜台底下，则是次级经销商才会卖的书和杂志。
时间一长，很多顾客开始意识到这商店的货品之多样，时不时进店逛逛，和店员混熟后，就能得到即便不买也可以翻一翻色情杂志的特权。不过大多数顾客起码也买过一本，掖在外套底下，塞进包里；还有两个人，可能是书店最大的主顾，几乎每本能买到的色情杂志都要。其中一个就是休·海夫纳。另一个年轻一些，叫哈罗德·鲁宾。
安东尼·考姆斯托克是个报复心很强的福音派教徒，1844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新迦南的一个农场。10岁时母亲的过世使他变得格外阴郁，他一生都极度崇拜母亲，之后也将他领导的净化运动献给她。
考姆斯托克青少年时过度沉迷于自慰，他在日记里承认这几乎让他想自杀。他十分相信色情图片和文学有内在的危险，也知道政法部门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管1842年一项联邦法律已经禁止进口法国明信片，内战时期考姆斯托克在康涅狄格州兵团服役时仍旧经常看到士兵们传看这种色情卡片。战后他在纽约看到下百老汇区聚满了妓女，或者看到路边小贩兜售淫秽杂志和书籍，同样感到震惊。
那时并没有反淫秽出版物的联邦法律，尽管早在17世纪马萨诸塞州就有了反淫秽的法令，但是这些法令并非从性的角度来定义“淫秽”，而是认为反对既有宗教的文字和话语是“淫秽”。例如，在该州清教徒聚居区，直到1697年渎神罪的刑罚仍旧包括死刑，甚至之后的法令规定罪犯可以受到被烫烙铁在舌头上穿孔等方式的折磨。清教徒势力强大的马萨诸塞州也立法反对传播、占有宣传贵格会[8] 思想的宗教书籍，1711年对唱“不敬歌曲”也增加了处罚，罪犯有时会被戴上颈手枷。
直到1815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男子才第一次因性方面的淫秽接受传唤——他展示出售一张“下流”男女的图片；但因并不违反美国法律，最终是依据1663年的英国判例法将他逮捕的。判例是“雷克斯诉塞德利案”。此案中，塞德利被判罚款和关监一周——因为他在酒吧的露台上赤身裸体，醉醺醺地嚷脏话，把瓶子里的尿倒向其他顾客。尽管这场闹剧和美国人被抓到展示色情图片这事儿没什么相似性，但宾州的执法者认为二者都违背了普通法规定的公共礼节以及宗教要求的伦理标准。
在美国第一本被禁的色情读物是插图版的英国小说《欢场女子回忆录》，又名《芬妮·希尔》，约翰·克莱兰所著。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年轻妓女的社交生活和性生活，1749年在伦敦出版，1821年在马萨诸塞被禁，此前也在英国被禁。最早买了这本书的美国人里就有本杰明·富兰克林。
殖民地时期在美国领导者的私人藏书里发现有性方面淫秽的书，例如奥维德、拉伯雷、乔叟和菲尔丁的书，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但因为当时能读书的基本上只有受过教育的少数人，文学审查并不像后世那么重要。当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能读会写，大批出版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宗教在扩张的国家里无法像原来那样控制日常生活后，审查的重要性就显现了。加上学校更多，包括1820年建立的第一所公立高中，政府越来越关心应该给学生提供什么样的书籍；安东尼·考姆斯托克于19世纪60年代在纽约替他的审查运动辩护时，也同样表达了对于青少年的担忧，想保护他们免受腐化。
内战后考姆斯托克百无聊赖地在纽约一家食品杂货铺当店员，之后又去做纺织品推销员，但他同时也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名活跃成员。在这个组织的帮助下，他持续不断地请求公共职能部门强化和促进反不道德、反性表达的律法。他坚信色情读物和图片会给青少年带来灾祸，也会让成年人因自慰、通奸、堕胎和性病而堕落。
尽管很多政客同意考姆斯托克的结论，但他们却不大愿意支持他矫枉过正的方法——包括使用密探、间谍、诱饵及私拆信件等，因为这些威胁到了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更像是当时英国为对抗不道德行为而采取的压制性措施。1864年英国政府为了消灭性病，立法强制那些被怀疑会传播性病的女性就医，并规定她们在被治愈以前必须身着黄衣。在医院里这些女性被隔离到专门的、被称为“金丝雀病区”的地方。这一举措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女性主义者的抗议成功废除了这项法令。
英国这个时期也有一些所谓的治疗自慰的方法，包括一种贞操带——父母在儿子上床睡觉前绑在他两腿间。这种小玩意儿有些外面装上了铁钉，有些有铃铛，只要这年青人碰他的性器或者勃起，铃铛就会响。
彼时，公民反堕落社会组织充斥于英国，不仅攻击妓女、通奸者和所谓的色情文学作家，也追击一些性教育手册的出版商。这种组织其实以不同形式已在英国存在了几个世纪，17世纪中叶尤其显著，因那时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清教徒推翻了君主政体并废除了会引起渎神的败坏源头——戏剧。但19世纪中期，在维多利亚女王英明的治理下——大概也是见不得光的性行为达到顶峰、色情读物泛滥的时候，反堕落组织愈发狂热化，此时一系列压迫性的法律充分表达了他们的观点。
有一项法律允许政府搜查私人店铺，看有没有淫秽物品出售；同时，1868年时英国的首席法官将“淫秽”定义得严格到成人不管读什么看起来不适合儿童的东西，都会被维多利亚女王的执法者禁止。首席法官将淫秽定义为所有“会使看这类读物、脑子容易受到不道德影响的人腐化堕落”的东西。这项法律还允许法庭在即便书中只有少数与性有关的段落的情况下将整本书判定为淫秽，也不管作者为何要写这些个段落。
更加惊人的是，这项1868年维多利亚时期的法律不仅比这个在位六十余年、死于1901年的英国在位时间最久的女统治者[9] 活的时间更长，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叶仍旧影响着英国和美国对淫秽的定罪。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如此大胆地反叛母国的美国，在性立法方面倒是对英国法律卑躬屈膝。而没人比安东尼·考姆斯托克更成功地强化了美国的清教徒之根，他自己管自己叫“上帝花园里的除草人”。
对反对者毫不在意，考姆斯托克和他在基督教青年会的追随者精力旺盛地向纽约州立法院和华盛顿的联邦机构请愿，要求设立更严格的反堕落法律来对抗不道德行为，而此提议适逢其时。经过内战后的混乱、持续不衰的街头犯罪和穷困，还有强盗贵族的丑闻后，联邦政府对任何能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它自己的无能腐败中转移开来的借口都求之不得，更别提这个提议还能加强对桀骜不驯的公民的控制。再加上一些商界领袖和企业家相信性放纵会影响工人工作，于是也青睐收紧对大众道德的规范。教会团体意识到那些街上的妓女和售卖“争议文学”的报刊亭，觉得早该有场变革了，也觉得作家们变得过分不敬神了，包括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他刚因为写了“下流读物”《草叶集》被内政部解雇。
考姆斯托克宣称，更坏的东西还在出版界大行其道，作为证据，他向国会出示了成箱的婚姻指南、色情小册子，还展示了一些图片，他将其统称为“偷袭青年人道德的秃鹫，悄悄把尖利的爪子伸向他们的心脏”；由于一些著名人物也支持他的观点——像肥皂制造商塞缪尔·科尔盖特[10] 和银行家J.P.摩根（他本人也收藏情色作品），1873年考姆斯托克终于说服国会通过了联邦法案，禁止邮寄“一切淫秽、粗俗、具有挑逗性和色情的书籍、手册、图片、纸张、信件、手稿、印刷品和其他含粗俗猥亵内容的出版物”。该法案由尤利西斯·S.格兰特总统签署，包含的修正案中指定考姆斯托克负责邮政部门一个特殊的反色情机构。两个月后，考姆斯托克成立的组织——纽约反堕落协会，由国家立法机关给予了调动警察的权力，安东尼·考姆斯托克则有了持枪权。
之后多年里，考姆斯托克和他的协会恐吓出版商，逮捕了数百名持有问题作品的公民，还导致15名被控有不道德行为的女性因不堪忍受公开审理的耻辱而自杀。针对这些女人的种种指控包括卖淫、堕胎、售卖节育工具，以及——比如艾达·克拉多克——写作了名为《新婚之夜》的婚姻指南。
纽约出版商查尔斯·麦琪被戴上手铐送进监狱关了一年，外加罚款500美元，只是因为存货里有奥维德的《爱的艺术》。卡纳尔街的一家书店老板也因为出售阿什顿博士的《人之天性与婚姻指导》而受到了类似的惩罚，虽然此书在纽约的书店里已经长销20年了。钱伯斯街上一个年轻的卖报人，禁不住有顾客纠缠不休、非要出高价买色情图片，弄到图片之后，却没想到买家是考姆斯托克的线人，结果坐了一年监狱。
考姆斯托克在纽约给人定罪的依据大多靠诱骗得来。他本人，或是他的协会成员，假装成顾客，或者用假名写挂号信，寄钱去购买某些书和册子，然后这些东西就成了法庭物证。由于贩卖和传播节育信息都属违法，许多毫无戒心的药剂师因为出售安全套或许多女性因为只是为了保洁才使用的橡胶球注射器而被捕入狱。
摄影工作室时常遭到突袭，翻查文件里是否有色情图片。一位幻灯片放映者受到调查并被捕，只因为他给对艺术感兴趣的观众放映了几张裸体雕塑的照片。1878年的一个晚上，考姆斯托克和协会里的五名男性成员来到了格林街224号的一家妓院，给了三个女人14美元让她们跳脱衣舞，之后考姆斯托克便掏出左轮手枪，以有伤风化罪逮捕了她们。
对考姆斯托克的这些手段，各大报纸鲜有不满之词。发行商和政客都觉得，反对考姆斯托克可能会被解读成姑息犯罪，自己的私生活大概也会受到他的检查。不过，几家小规模、代表了当时地下新闻界的刊物，倒是慷慨陈词、批评了考姆斯托克，特别是编辑部位于下百老汇的《真理探寻者》周报。坚定的不可知论者、对《圣经》也充满质疑的业主兼编辑D.M.本内特，受托马斯·潘恩影响，偏爱的社论话题包括避孕、向教会财产征税，以及尊重考姆斯托克否认的那种自由。
文章中，D.M.本内特将考姆斯托克比作托克马达——15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首任大法官，还有17世纪的“猎巫者”[11] 马修·霍普金斯。“霍普金斯，”本内特写道，“仗着法律权威，在英格兰诸郡悄无声息地潜行，伺机抓人，而考姆斯托克也有着类似的法律权力，潜行于美国的某些州，用同样的方式抓捕倒霉的猎物们。”
鉴于淫秽行为如今在美国已是联邦重罪——最高可处以5000美元罚款，10年刑期——本内特强调政府应当明确“淫秽”的定义，让每个市民都明白它的含义，像谋杀、致死、强奸、纵火、盗窃和伪造文书这些罪名一样清晰。但遗憾的是，淫秽罪的定义并不清楚，不同的公民、法官、陪审团、律师和公诉人对它有不同的解读，结果就是，这个罪名留在法律书籍里，以便有权的人随时随地、以各种理由对其利用，制造新的罪人。
如果像考姆斯托克说的那样，为了保护青少年的道德观念，情色材料的传播要被排除出邮政系统，那么本内特建议由家长、老师和保安来检查所有寄到家里和学校的邮件，省得政府人员和宗教狂热人士插手。本内特和他同时代许多著名的怀疑论者都相信，宗教组织是压迫人的、反智的，许诺遵守教条者死后能进入天堂、威胁不信者要堕入永恒的地狱，以此来控制、欺骗人民；宗教的礼拜仪式虽说基于虚无的神话，政府却不加干涉，因为它具有抚慰广大民众的功效，不然这些人就要上街反抗世界上的种种不公了。
在本内特眼里，主流教会和政府结成了利益伙伴，共同让公众顺从权威，从而维持彼此的特权地位。教会不必纳税，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和资产，自然乐得对政府在战争中不人道，乃至野蛮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府则时常提供警力，支持教会侵犯个人隐私的行动。教会认定自己有权干涉人们在自家床上做什么事，能评判性爱的标准和目的，能控制文字和图片中对性行为的描绘，能通过审查制度消灭信徒脑中幽灵般挥之不去的不洁念头，从而将思想控制正当化，这激起了无神论者本内特的怒火，他觉得这背叛了美国国父们创立宪法的反神学基础。
无休止的激烈言论，加上大胆将之付印发行的鲁莽劲头，本内特无可避免地迎头撞上了法律。1877年一个大风天，安东尼·考姆斯托克本人，由美国法警副官作陪，拿着逮捕令来到了本内特的办公室。考姆斯托克神色凛然，指控本内特通过邮政渠道传播两篇低俗渎神的文章，都是登在《真理探寻者》上的。一篇名叫《有袋动物如何繁衍后代？》，另一篇叫《致耶稣基督的公开信》。
面对考姆斯托克，本内特迅速争辩他有权利发表这两篇文章，而且哪篇都既不低俗，也不渎神。有袋动物的那篇是接收的投稿，是篇科普文章，精确谨慎地回答了题目的疑问。给基督的那封信出自本内特笔下，确实质疑了圣母玛利亚的处女身份，但他坚信思考此项奇迹并不违法。
考姆斯托克要是想找犯淫秽罪的证据，本内特说，《圣经》里有的是，有亚伯拉罕赶走小妾的故事，有强奸他玛，有押沙龙通奸，还有所罗门好色无度的辉煌战绩。考姆斯托克听得不耐烦，催本内特拿上外套赶紧走。他再不想听哪怕一句这种不敬神的话，本内特照做了，被押到百老汇大道和公园街路口的邮政大楼，关进政府专员的办公室里。在那里，本内特被告知，保释金为1500美元，下周要参加审前听证会。考姆斯托克想让他成为邮政扫黄联邦法的头一个牺牲品。
获得保释后，本内特立刻开始准备辩护事宜，发表了攻击考姆斯托克和相关法律的新文章。很多人受到鼓舞，支持他的活动，其中就有他著名的朋友、同为不可知论者的律师罗伯特·G.英格索尔。英格索尔和本内特一样，在伊利诺伊州长大，南北战争时期作为联邦骑兵上校英勇战斗，他参战并非出于爱国，而是出于对奴隶制的反感。他父母在开战前20年就已经公开支持废奴，以致他父亲辗转于各个教堂集会之间，与做礼拜的人争论不休、互不相让的时间比公共礼拜的时间还长。这场面影响了年轻的英格索尔，也与他早期对基督教美德的怀疑不无关系。
内战之后，罗伯特·英格索尔投身法律界，频繁参与一些当时很有争议的案件的辩护。他十分痛恨审查制度，自然成了考姆斯托克的敌人。如果政府要通过审查《真理探寻者》上刊登的文章来支持考姆斯托克，那英格索尔巴不得替本内特的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于是他就这样通知了华盛顿的邮政部长。
用来起诉本内特的证据文章，既不淫秽也不粗俗，无疑还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案子要是提交到最高法院，考姆斯托克的赢面不大；也许就是因为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加上英格索尔的从中调停，邮政部长默默地撤销了对本内特的指控。
遇上这种境况，换成一般人，刚刚让政府和令人生畏的考姆斯托克吃了瘪，又想到审查者可能存心报复，今后也许就要小心营生，D.M.本内特可没有。他在报纸上大肆庆祝自己毫发无损，又加紧批驳考姆斯托克，催促政府撤销邮政审查制，呼吁避孕指南和避孕工具的合法化。他还写作并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讽刺基督教，说基督教的历史就是打着神圣的旗号屠杀，以基督的名义进行血腥征服，教皇们多有奸淫、乱伦和谋杀之行。
本内特将使徒保罗描绘成不虔诚的改信者、伪善小人，还痛恨女人，开启了罗马教会中反女性的传统。保罗二世则是“粗鄙、虚荣、残忍、荒淫的教皇，最大的乐趣就是用烧热的火盆和恶魔般的刑具折磨异教徒”。在本内特眼里，耶稣会会士都是制造秘密恐怖的党羽，他把马丁·路德称作“疯狂暴徒”，约翰·加尔文则是“老谋深算、残忍的偏执狂”。庇护四世“让教皇宫殿住满了妓女娈童，只为满足自己肉体的激情以平息欲火”；庇护六世犯有“鸡奸、通奸、乱伦和谋杀”罪；西斯都五世“绞死了60个异教徒以庆祝自己的加冕”。与此类似，本内特还描绘了数十位其他的教皇、圣徒、宗教改革家、传教士和清教徒，最后总结说安东尼·考姆斯托克“已经证明了自己不逊于教中任何一位前辈，逮捕、迫害、告发、毁灭着自己的同胞”。
这篇文章发表于1878年。那年本内特又一次被考姆斯托克逮捕，但逮捕令里只字未提他对宗教的批评，因为即便言辞激烈如此的文章，在言论自由修正案的保护下还是可能被辩护无罪。考姆斯托克手上有更好的材料，一本完全写性爱的小册子《丘比特之轭》，书中支持自由恋爱，诋毁婚姻，描绘了人们生活在不受束缚、充满情色的公社里的景象。书中大胆发问：“既然大脑和肠胃都是自由的，凭什么公民的性器官就要受神父和法官监视呢？”
虽然此书既非本内特所写，也不是由他发行——作者是已经入狱的马萨诸塞州自由思想家E.H.海伍德，但据说本内特一直在售卖这本书，以及其他具有争议的文学作品，地点是纽约伊萨卡的一次集会上。考姆斯托克十分确信，自本内特第一次被捕之后，这回有见识的人就不会那么急着公开支持他了。
但这次，公众对考姆斯托克的反对却不断高涨，这是他反淫秽改革运动的第五年，本内特又一次利用自己的报纸赢得了不少支持和用以辩护的经济援助。不过，案子还是闹上了法庭，一位严厉的法官——向美国法律体系引入了1868年英国的狭隘法律，规定文学作品中只要有一部分被认定淫秽，整部作品即被判为淫秽，不适合青少年阅读——判定本内特贩卖情色书刊有罪。法官随即宣判本内特在奥尔巴尼的监狱[12] 做13个月苦工。
很快，数千市民向拉瑟福德·B.海斯总统请愿赦免本内特，还有风声说他要向最高法院上诉；但这些努力很快便销声匿迹了，因为考姆斯托克想法弄到了花甲之年的本内特写给一位年轻女性的情书，公开谴责其是好色的奸夫。本内特在狱中承认自己确实写了信，这令一些人更加不满，包括本内特太太和海斯总统的夫人；据说就是海斯夫人怂恿丈夫对释放本内特的请愿置之不理的。
本内特做满13个月苦工，身体垮了不少。刑满之后，他游历欧洲，把报纸留给入狱期间代为管理的伙伴。1881年，本内特出版《异端在外国》，是典型的他个人风格强烈、不敬神明的文章及评论合集。这些作品奠定了他在19世纪美国自由思想运动中的地位，接下来的几代人时间里，该运动吸引了众多出版商，包括伊曼纽尔·朱利叶斯——20世纪20年代出版了饱受争议的“小蓝书”系列[13] ，开启了整个美国的大众市场平装书产业；塞缪尔·罗思——30年代到50年代时常因为出版违禁书籍而入狱；还有巴尼·罗塞特——最终用法律手段阻止了邮政系统的审查。
D. M.本内特死于《异端在外国》出版后的第二年，他的宿敌安东尼·考姆斯托克，则要长寿得多。直到1915年去世前，考姆斯托克还把许多人送进了监狱，1869年他尤其高兴，因为这一年联邦最高法院维持了对卢·罗森的有罪判决。卢·罗森出版的邮寄刊物《百老汇》，印有具挑逗性的女人图片，部分覆盖着灯黑[14] ，订阅者在家可以轻易擦掉。虽然罗森的律师慷慨陈词，以种种理由反抗下级法院的有罪判决——包括证据所使用的《百老汇》是通过伪造政府信件得来，而且卢·罗森自己并不知道照片上的女人这么容易就能被擦得掉的炭黑掩盖，最高法院仍旧支持考姆斯托克法案，卢·罗森被迫做了17个月的苦工。
考姆斯托克的去世并未使对色情产品的指控减轻多少；继承他衣钵的有邮政审查者、教会领袖、纽约反堕落协会以及其他城市的类似组织，比如波士顿监防协会、芝加哥法律与秩序联盟等。
芝加哥联盟的带头人是阿瑟·B.法韦尔，新英格兰清教徒的后代，本来就有传教士的宗教热情；他父亲是当地的政治领袖，与某些芝加哥的骗子、恶棍和一个著名的鸨母在金钱和社会关系上相互勾结，这一打击性的消息传出，更加深了法韦尔的宗教狂热。从那时起，年轻的法韦尔就刻意与父亲疏远，对于任何利用政治阴谋或赌博牟利的人，以及从不道德的性爱中寻欢的人，他也同样容不得。
在法韦尔联盟的不断呼吁下，大部分芝加哥的妓院1912年都临时休业了，1915年，联盟成功让芝加哥的酒馆在周日关门停业。美国禁酒令实施期间，政客与黑帮勾结，开办地下酒馆、挑起无数威士忌战争。法韦尔联盟打击政客与黑帮的利益联盟收效不大，部分原因是1919年《沃尔斯泰德法案》出台之后，芝加哥市受到种族团体的强烈影响——主要是爱尔兰人。这些人不同意禁酒主义者认为喝威士忌是恶习的观点，不过在性爱方面，爱尔兰人可能比清教徒还要清教徒。
实际上，到了20世纪20年代——就是休·海夫纳那严肃清醒、卫理公会教徒的父母从内布拉斯加州来到芝加哥定居的时期，爱尔兰天主教徒已经多少取代了法韦尔式一本正经的清教徒在城市里执行性道德了。19世纪中期的爱尔兰大移民为芝加哥输入了一支生气勃勃、充满狂热的天主教派，其基础是性约束和正统教义，这些价值逐渐反映在城市的政治、社会各个方面，人们对非正统的思想和行为越来越不能包容。即便在爱尔兰人还没有掌控市长办公室的时期——20世纪20年代他们经常能掌权——对于道德和性审查的正统天主教观点他们也不乏执行者，像州议会里占压倒性多数的爱尔兰裔立法委员、市政议员、选区领袖、州检察官、警官，以及和政治挂钩的教会人士。爱尔兰人比其他移民更快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一登上新大陆就会说当地语言，团结在宗教信仰周围，过去在家乡反抗英国人的经历则让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井然，铁板一块。经由不同教派间的通婚和任用政治亲信，这种组织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慢慢地，从芝加哥南区的棚屋里、蓝领住的平房里、黑人不得入内的公寓楼房里，芝加哥的民主党机器开始成型。从这些地方走出了理查德·戴利市长，在他之前还有两位爱尔兰天主教派的市长，埃德·凯利和马丁·肯内利。
戴利的成长环境和一般白种人聚居地差不多，主要居住的是波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意大利人和俄裔犹太人；这些社区的居民几乎都是社会观点保守的芝加哥人，死守着自己的家庭和贸易联盟，比起开明城市的移民，这里的人更加封闭、顽固，结成了一个投票集团，排外得可怕。芝加哥就是这样秩序良好、一潭死水、情感冷漠——市民对附近的剧院老板放场性感的电影如临大敌，对政治诈骗和极端的种族主义倒是见怪不怪。
少年休·海夫纳在罗克尼剧院做引导员时看的电影、成年海夫纳在其他影院买票看的电影，放映前都要受到警方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审查的人员通常是五位家庭妇女，都是警察的太太。海夫纳在冯·罗森的推广部门工作时，芝加哥主要的杂志分销商都拒绝运送冯·罗森的产品，因为性感内容太多，可能惹市政厅和教会领袖不高兴。因此，冯·罗森的杂志都是由一家规模小、野心大、胆子肥的公司派车偷偷送去各个报摊，这种公司就是卡车运输行业所谓的“次级”分销商。
美国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一个主要分销商，负责流通社会可接受的大众杂志，像《读者文摘》和《淑女居家月刊》，还有一个“次级”分销商，专门接主要分销商不愿碰的业务。芝加哥的次级分销商就是议会大厦新闻社，和其他城市里的这类公司一样，它把仓库设在偏远的小路上，窗户用砖头封死，省得路边有人打探。从印刷厂运来整车新杂志的卡车司机进仓库之前，先要按旁门的门铃，用对讲电话确认身份；然后大大的拉门才会升起，卡车进库，大门落下锁好之后，理货员会帮司机卸下货物，放在交接处。杂志的箱数要对照发票详细清点。一部分杂志是从纽约、洛杉矶这样很远的地方运过来的，运货人开车穿越美国的次级运输路线，把货物卸到丹佛、得梅因、克利夫兰、哥伦布等地。大卡车离开芝加哥的货仓之后，议会大厦社的小型厢式货车会进市内向报商分发提前定好数目的杂志，一些商家偷着在柜台下卖杂志，或者用棕色牛皮纸包上寄给顾客。
议会大厦社送货物就像先前卖私酿威士忌一般小心，而且运货司机可能也大致固定，仓库里的箱子装的倒也不全是情色出版物。议会大厦社还负责分销一些学术和文学杂志，像《党派评论》，在芝加哥卖得不怎么好，主要分销商没有兴趣。仓库里还有一些是对地方领导人和宗教领袖有所冒犯的政治刊物，比如共产主义者的《工人日报》。议会大厦社还分销所有的黑人出版物——《乌木》《黑人文摘》《棕色》，还有《芝加哥保卫者日报》。
议会大厦新闻社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创始人是个经常赌马的芝加哥人，亨利·斯泰因博恩。一开始他主要代售股票行情报告，但也运一些当时认为伤风败俗或淫秽的杂志——《阳光与健康》《警察公报》《游民新闻》之类，印着“影坛新人”泳装照的影迷杂志，还有某些女性自白杂志。虽然这种情事自述类杂志里没有挑逗性的照片，但芝加哥和全美很多神父都认为其描述堕落史的内容和对私生活的曝光会诱发淫欲的思想，督促教区居民不要阅读这类杂志。（有意思的是，1868年英格兰第一例定义了淫秽罪的案件——律师界称其为希克林决议——源头就是对一本小册子的控诉，其中描述神父听了女性的忏悔，时常欲火难耐得要自慰，甚至在忏悔室里和信徒交媾的情节。）
随着“二战”期间色情杂志的流行，议会大厦社的生意，连同国内其他次级经销商的生意，都大为兴隆。议会大厦社在芝加哥市内分销罗伯特·哈里森的出版物（《媚眼》《调情》《低语》《秀色可餐》），还有另一个纽约出版商阿德里安·洛佩斯的杂志（《美人儿》《偷笑》《长官》《热门》）。战后纸张配额取消，开始出现新兴杂志，像《日夜》《欢庆》和《焦点》，里面都有一个刚刚出浴、来自加州的高个金发美女，名叫艾里什·麦卡拉的；还有一个魅力十足、带点邪气、脚蹬高跟鞋、气场强势的佛罗里达棕肤美人，叫贝蒂·佩奇。这两位比别的照片上的模特都红，是战后成千上万男人的幻想对象，而且到50年代依旧人气不减。这时黛安娜·韦伯刚刚出道，衣服越穿越少，在《阳光与健康》和冯·罗森的杂志里做模特。
冯·罗森的杂志越来越大胆，除了阴毛什么都敢入镜，议会大厦社的亨利·斯泰因博恩不禁担心起警察会突袭搜查他的仓库。他找了个新地方，租了更大的仓库，门口的公司名牌却很小。斯泰因博恩人生中第一次开始赚钱了，有十辆卡车在市内运货，其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报摊偷偷买进色情杂志。每卖一份50美分的杂志，报摊老板赚进10美分，亨利·斯泰因博恩也进账10美分。芝加哥每月卖出上千份杂志，很多出版商都雇律师当顾问，想知道照片里露多少才合法。一些律师说了自己的观点，另一些耸耸肩，说怎么定义淫秽罪，就看碰上哪个法官；于是斯泰因博恩的厢式货车明目张胆地往各个报摊送货，后来还送到一家书店里。一开始，这书店开在迪尔伯恩街，后来搬到了范布伦街。
书店的橱窗里，陈列着一般书店都有的平装和精装书，但商店深处、柜台底下，则是次级经销商才会卖的书和杂志。
时间一长，很多顾客开始意识到这商店的货品之多样，时不时进店逛逛，和店员混熟后，就能得到即便不买也可以翻一翻色情杂志的特权。不过大多数顾客起码也买过一本，掖在外套底下，塞进包里；还有两个人，可能是书店最大的主顾，几乎每本能买到的色情杂志都要。其中一个就是休·海夫纳。另一个年轻一些，叫哈罗德·鲁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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