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丰，媒体人）
因为经济学家罗斯高的一篇演讲，留守儿童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在此之前，我们似乎已经快淡忘这个问题了。
这篇题为《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怎么办》的演讲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但是却并没有引起我太大的触动。63%，这个数字并没有让我震惊。我想起老家村里的年轻人，在我考上大学之后的很多年里，几乎没什么人读过高中。老家“一天高中都没上过”的孩子，比例肯定比63%还高。
今年，距离我读大学正好20年，那年出生的孩子，如今已经20岁了。他们是最初的留守儿童，如今也已经在外打工两三年了。他们比父辈时尚很多，玩微信、打游戏，也谈论黄金周，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在城市买房。
和父辈相比，这一辈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对土地剩不下多少感情。1997年前后，其实是老家最困难的时期，有一年干旱几乎造成秋季的绝收。在那之后不久，农业税取消了。那个时期出生的孩子，父母开始在城市常年不回家，爷爷奶奶在田里务农。有一个小女孩经常在我家玩耍，三四岁的样子，大人经常逗她的问题是：“想你爸爸妈妈吗？”“不想。”有时也会哇地哭出来，大人会一阵狂笑。
“大人”就是我父母这一辈，也是小女孩的奶奶一辈。这个小女孩脾气很大，像男孩子一样成长，她就属于罗斯高所说的“63%一天高中都没上过”的农村孩子中的一个。村里和她年龄相仿的孩子，也都一样。如今，他们也和父母一样，奔赴城里打工。他们比父母那一代农民工出去得更早，十五六岁，最初是做帮工，躲避所谓“童工”的调查。
义务教育的观念深入身心，读到初三毕业，都不用交钱。但是，大多数孩子都会选择在初二提前毕业。这样，他们避免了升学考试的尴尬，学校的升学率也更体面。更重要的是，初二毕业，看起来有点像大人了，可以出去打工了。
留守儿童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但是第一批留守儿童就这样长大了。他们的父母已经40多岁，成为城市里老迈的务工者，建筑、装修这些年轻人不愿意干的活路，如今都是中年农民工在做。年轻一代，幸运的话可以成为“骑士”，为城里那些懒惰的白领送上热乎乎的外卖。
即使是两代四口人都在城里打工，年轻一代如果生了小孩，也会让母亲回到农村带孩子。他们在城市建筑房子，装修房子，但是却不可能享受这些房子。于是，第一代农民工带着城市里留下的伤疤和梦想（他们有梦想吗？有的）回到农村，养育下一代的“留守儿童”。
罗斯高在中国待了37年，观察城乡问题，这让我们感到敬佩。以这么长的时间段来考察，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都发生着巨变。但是，城市和乡村依然是两个世界，而且这两个世界的财富差距，在房地产的膨胀效应下，变得更大了。
明眼人可以看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有两个方向。第一种方案，是让孩子到城市和父母一起生活，这样孩子从小就会被“城市化”。但是，难题在于，农民工在城市抚养自己的孩子无疑非常艰难，更难的是读书这一最核心的权利，自己根本无法掌控。
第二种方案，也就是罗斯高所提倡的，让孩子的母亲回家，和留守儿童一起生活。这个建议受到很多中国人的质疑，恐怕会让罗斯高感到意外。女权主义者会质问“爸爸去哪儿了”，而另一派人士则指出，农村的环境非常差，为什么不在城市开创更友善的空间。
罗斯高的提法充满了温情，也比较现实。但是，他没有考虑到的是，如今20多岁进城务工的农村女性，自己很有可能就是留守儿童，对农村没有多少感情。她们从小和父母疏离，缺乏抚养儿童的观念，她们更大的可能是效仿自己的父母，把孩子丢给老人。
和父母相比，最新一代留守儿童的母亲们，对城市更向往（从小父母就在城里打拼，成长过程中也可能到过城市），对土地的感情更淡薄。她们有什么理由回老家带孩子呢？
显而易见，这两种方案，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留守儿童的父母，其实都是在两种方案之间挣扎。他们既无法融入城市，又无法回到农村。他们既不能住进城市的高楼，双脚又无法重新踩在故乡的土地上，他们注定身体一直奔波在路上，而心则悬在半空中。
对二十多岁的农民工来说，“家”是一个让人困惑的概念。他们从小就缺少父母的陪伴，没有体会到家的温暖。等他们成年，在城市打拼，他们也不像父母那样，对“农村的家”有那么深的感情。当他们说“家”的时候，到底是指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还是在农村的家？也许，他们会学会用“老家”这个词，但是，新家在哪里呢？
他们的父母，在城市打拼二十年，攒下钱，在故乡建起房屋，这房屋是为子女准备的，但是子女却接过他们在城市的生产工具，接过风餐露宿的命运。新一代农民工，才是丧失家园的一代。
所以，我们就能理解，每年春节假期，新一代农民工返乡后的仓惶，因为这已经是自己无法把握、无法理解的还乡。这不是“回家”，而是到另一个地方。和父母相比，他们逃离家乡的愿望更迫切。他们更快地回到城市，回到自己更熟悉的生活场景。
但是，哪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园，在哪里他们才能真正拥有生活呢？
原标题：让留守儿童的爸妈回家? 敢问家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