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地铁的上海市民。王辰摄
这些天，北京时而暴雨时而暴晒的天气，让家住在朝阳区常营地区黄先生叫苦不迭。每天早上，他都会和很多人一道，挤进开往市区的地铁6号线，前往位于朝阳门的某国企上班。而在与地铁6号线平行的朝阳路上，每天早高峰期间，从通州开往市区的汽车拥堵不断。
黄先生及其所在的北京市，是中国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出现人口压力的一个缩影。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今年上半年陆续公布的常住人口数据看，北京出现核心区人口减少，上海出现人口负增长，广州出现人口增速阶段性放缓。那么，这是否是这些城市人口控制和疏解政策的结果？超大城市人口规模如何调控？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中国人口结构转变是主因
近年来，为缓解城市人口压力，中国一些超大城市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大力推进人口疏解工作。相对应的现象是，这些地方的常住人口增速开始放缓。
上周，北京有关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比2014年末增加18.9万人，但增幅下降，与2014年相比少增加17.9万人。上海市的数据也显示，相比2014年996.42万的外来常住人口，2015年上海外来常住人口减少近15万。广州方面，2010年至2014年5年内，广州的常住人口总共仅增长了30余万人，总体看，“十二五”较“十一五”增速出现阶段性放缓。
近年来，北上广当地政府通过政策驱动，疏解了很多与超大城市定位不符的批发市场、中低端产业从业与就业者。在上海关停并转的三高一低(高污染、高风险、高能耗、低产能)企业中，很多外来务工人员被调整。而严格的落户政策，也让部分外劳人员选择离开。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出现增速放缓或者出现负增长的现象，这是否是当地政府人口调控政策带来的直接影响？一些专家对此持怀疑态度。
“这是极为片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翼对本报记者分析，政府政策驱动并不是主要原因，这主要和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变有关。“从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人口下降了345万，此后3年都在下降，导致中国劳动年龄段人口总体趋于下降态势。这给流动人口增加的净值和比率带来了一定冲击，表现为中国流动人口增长量有所放缓。这和超大城市人口增长的变化存在耦合关系。”张翼说。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则认为，“通过政策将外来人口特别是其中所谓的低端人口‘清理’出去，导致了这些地方常住人口出现增长放缓。但对超大城市来说，这不一定有好处，也不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