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技术是实验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无论是培养研究型人才，还是培养应用型人才，都不能丧失动手能力。
然而我国教育注重书面知识，以应试方式考察学生。在这样的模式下，很容易培养出“纸上谈兵”的学生。
在大学里，很多学校在工业技术的培养上，一直以书面指导为主。背概念、记公式、画图纸、软件仿真，反正考试能通过就行了。
专业课程一大堆，但是每个专业技术只用一本书，只讲一学期，老师讲得不亦乐乎，学生则学得云里雾里。到了毕业写简历的时候，学生填满了各种各样的编程语言和实操技巧，但是面试时问起来，发现没有一个学得懂。
技工荒的出现不只是整个教育培养机制与市场的需要、具体的经济结构产生了断裂，而且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
一方面，由于我国教育体系的开放程度不够，社会化办学、市场化办学水平不够，社会上产生了文凭挤压效应，不少人都有对职校生的歧视，而职校生也很难在学历上有所提升。
德国工业的秘密武器是德国的职业教育非常好。其教育通道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均非常畅通。从事技工的人，如果想“转换跑道”，也可以申请进入应用技术大学继续深造，毕业后拿到国家承认的硕士文凭。
另一方面，我国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还远远不够，技工院校的师资水平、教育资源存在“短板”。
反观德国，每年有65%的初中毕业生放弃读高中继而读大学的道路，直接进入职业学校。其职业教育由政府全额拨款，一个学生一年可获政府4100欧元的教育经费。
学生在职业学校学习期间就被企业“订购”成为企业的准员工，企业要按规定向“订购”的技校生每月支付600-800欧元的学习津贴。
另有数据统计，三分之二的瑞士学生初中毕业就选择了职业教育，选择上大学的仅有三分之一。
此外，高端人才培养的速度远远落后于整个制造业发展以及产业升级的步伐，主要症结就在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与实际严重脱轨。
近年来，许多高职院校在学生入学一两年后，就让学生去工厂“实习”，但这更多利用的是学生的体力而非技术之长，偏离了教育的轨道。
与企业联合、深化产教融合并不意味着重复低级生产活动而不注重高级技能的教学和实践。
企业培训
近几年,技能培养越来越受重视，为何技能人才缺口却不见小？企业参与度不够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
培养技能人才，如果企业缺位，会出现职业学校培养力量不足、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等问题。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迫切，很多职校学生还没毕业就被企业抢走，但企业参与培养人才的动力却远远不足，大都只愿意要现成人才，最好拿来就能用得上。
据有关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参加各类职业技能培训的约1.5亿人，不足全国就业人员的20％，培训内容与企业和社会的实际需求相脱节，模式较为单一。
全国人大代表许振超表示，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有关职业技能培训的要求散见于劳动法、就业促进法、职业教育法等法律中，有关规定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在实际工作中，缺乏法律的刚性要求，导致了政府组织责任落实不力，劳动者参加的权利保障不力，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在制造业强国，企业往往是技能培训的主导者。德国职业教育的2/3投入来自于各大企业。美国日本近年开展的现代学徒制都是由企业牵头。
德国就是因为长期坚持并推广学校和企业“双元制”教育，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打造了代表工匠精神的“德国制造”。
而我国多数企业的职工教育培训经费达不到国家规定的工资总额1.5%的下限，导致很多技工缺乏岗位成才的机会和条件。
如何打造更多“大国工匠”？
从眼下来看，高级技工的严重短缺是结构性的问题。其原因既有观念上的问题，也有教育体制的问题，更有培训机制不完善的问题。
虽然供需的结构性不平衡使我国高技能人才薪酬有了很大提高，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技能人才的薪酬待遇水平仍然较低。
南京几位国家级技能大师称，干技术工人，无论薪酬，还是社会地位，远不能跟贡献相匹配，他们不会让子女再做工人。
目前，一个工人从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到高级技师，随着技能等级的提升，薪酬待遇成长的梯度不够大。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有待进一步提高，让他们看到美好可期的发展前景。
教育体制尤其是技术教育需要进一步完善，不仅要将知识停留在试卷上，更要体现在操作中。
在国家加大对职业教育投入的同时，学校更应积极响应，及时更新实验操作设备，加强技术应用培养，更要有长远眼光，针对性地培养高技能人才。
全国人大代表李斌建议，企业则必须加强职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制度设计，给工人提供更多学习成长的机会。比如说，一个企业每年要有多少比例的工人参加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都要有明确的规定。
要成为大国工匠，往往要十几年、几十年的功夫，必须要有一种事业心和责任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