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描写的基本上是男人的世界，满篇多是杀人、放火、喝酒、吃肉，描写风月的笔墨不多。寥寥可数的女人中，除了林冲娘子这样的贞节烈妇外，其他的不是如孙二娘那样的“野蛮女友”，就是潘金莲、潘巧云那样的**。有人甚至说，施耐庵是不是年轻时受过女人的伤害，把女人写得那样不堪。
我认为，这可能不是施耐庵个人的原因，而是长达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决定的，女人仅仅是男人的附属品，是生儿育女的机器。男人犯了大错误，总要从女人身上找毛病。商纣王荒淫无耻，后人说那是受了苏妲己这个狐狸精的迷惑；周幽王戏弄诸侯，史家说那是因为为博得宠妃褒姒一笑。
《水浒传》因为写的是江湖世界，而不是朝廷，也不是家族，那么里面的女人也自然多是边缘女性，相夫教子的正常女性，不在《水浒传》所能关注的范围之内。将里面三个欢场女子的命运，比较一番，大有意趣。你会发现，无论做什么，要有智慧，要讲规矩。
欢场，顾名思义，是制造欢乐的场所，和现在的娱乐业，有点接近，但并不完全一样。也不是简单的青楼。欢场女子，以色艺来服务男性，有些可能色占的比例高一些，有些可能是色艺双全，纯粹只有艺术水平，而长得丑八怪一样恐怕不会有太大的市场。琵琶女弹琵琶的技艺再高，如果不是姿色也出众，很难是“名属教坊第一人”。
《水浒传》中的三个欢场女子，都是给人做“二奶”的。“二奶”还不同于小妾。妾，在那个时代是要抬花轿娶回家的，她和生养的儿女的权利，是受到礼法保护的。而“二奶”，则名不正言不顺，没有妾的名分，仅仅是给人包养。
三个“二奶”中，有两个“二奶”混得非常失败，那就是被宋江杀死的阎婆惜和促使雷横落草的白秀英。
这两位都是东京人士，也就是说是在首都长大，眼界开阔，阅人无数，见识过“五陵年少争缠头”的京都美女，山东郓城那样小地方的汉子，即使如江湖上声名赫赫的宋江，照样难入她等青眼——因为风尘中慧眼识李靖的红拂女毕竟是奇缺得如大熊猫一样。
阎婆惜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和父母一起从东京流落到郓城那个穷地方，我认为未必是她的亲父母，或许是养“瘦马”的养父母。到了郓城不久，父亲死了。而当地刚刚解决好温饱问题，娱乐业还不发达。《水浒传》中写道：“不想这里的人，不喜*宴乐，因此不能过活”。估计那时候公款娱乐还不甚流行，她只能屈身给宋江做了没名没分的“二奶”。
宋江在江湖中是及时雨，是小孟尝那样的人，可在“我拿青春赌明天”的阎婆惜眼中却一无是处。如果明媒正娶的话，哪怕是做小妾，宋江再无趣终究是她的老公，能一起生孩子过日子，终身有个依靠。可她的出身不可能成为已跻身郓城上流社会的宋江的妻室，甚至连妾的名分也没有。而且宋江长得太对不起观众了，黑黑胖胖的，又生活无趣，胸怀壮志心忧江湖却不会哄女孩子。除了被宋江养活外，她既得不到乐趣，又满足不了*，还不可能有名分，那么她喜欢上年轻英俊、乖巧伶俐的张文远便是自然的事情。小帅哥比老男人当然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