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入一辆摩托车，在外卖平台注册骑手。去年12月底，邢斌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外卖员体验生活，直到大年初一送完最后一单，共计收入7000多元。身为山东临沂大学文学院老师的邢斌，在这次体验中感悟颇多。今年8月底，他在一次沙龙活动中分享了这段经历，主办方将其自述文章《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发布至社交平台后引起热议。
文章中，邢斌从讲述自己的外卖经历逐渐深入到行业观察，再到对现有身份的反思。本想通过这次体验“恢复自己的良知和敏锐，从而更好创作文学作品”，邢斌却认为这次体验远超自己的想象。
邢斌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行走3万多步，爬110层楼梯，一个月内送2000多单，有被顾客暖心举动打动的时候，也有被无礼对待、努力维权的时刻。体会到外卖员的艰辛与不易，他想这是“给油头粉面的内心减减肥”，当然，更希望社会予以这个群体更多关注。
9月1日，邢斌告诉新黄河记者，日后体验建筑工人、快递分拣员等工作也在他的计划之中。
体验外卖员，送自己一份生日礼物
邢斌，1976年出生，山东青岛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目前是临沂大学文学院一名讲师，主要承担的课程有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诗歌。
寒假在即，又逢49岁生日到来。2022年12月底，邢斌收到了女儿送来的生日礼物。同时，他酝酿着送自己一份礼物——去体验社会上其他工作。考虑到手续、考证等因素影响，邢斌放弃了网约车、货拉拉司机这类工作，选择注册成为外卖骑手。因为自身有本职工作，他只好选择兼职类。下载APP、线上培训、花9000多元购买摩托车，邢斌在寒冬迎来了新的“身份”。
休息日从早干到晚，工作日早上跑几个小时，然后晚上继续干到凌晨。一个月的时间，邢斌送了2000多单，接触了几百个商家，敲响2000多个房门。平均下来每天骑摩托210公里、步行32000步、爬110层楼。身高178厘米，体重85公斤的他，一个月后体重降到78公斤。
在收入方面，邢斌总结，每小时收入10元是常态，每小时收入20元是极限。
平均每单3.5元，要取货送货2+3公里，取货平均等5分钟，骑车8分钟，送货进小区上门平均7分钟，共20分钟。1小时内3单，共计10.5元。一次送3单，排列好次序，能节省1/3时间，但会被催。1小时送4单左右，收入15.75元。最大极限是一小时送5单，比较适用于午餐晚餐高峰时段，但也很难排列好次序不被催促，不过可以略微提升单位时间的收入，达到19.25元。
从邢斌在文章中展示的账单来看，除了“有事喝酒”“家中有事回老家”，去年12月22日开始，他几乎每天都会工作10多个小时，最多时从早上6时13分开始工作到第二天凌晨1时41分，送外卖19个小时，单日收入超400元。而据他介绍，回家最晚的一次是凌晨三四点钟。此外，每天给摩托车加满油箱需要25元，再加3元保险，这是他每天固定的支出。
一个月共计收入7000多元，单光买摩托就花费了9000多元，“才一个月而已，我没想着要回本，连购买摩托车的费用也不够的。”邢斌说道。
成为外卖员，做骑手冷暖自知
除了妻子、女儿以及几位诗歌老友，邢斌并没打算告知其他人自己做外卖员的经历。在他看来，这是“很小的一件事”。妻子虽然担心其交通安全，但最终还是和女儿一起支持他。
在做外卖员的时间里，邢斌总是一路小跑穿梭在临沂的各个小区内，做好了遇上熟人的心理准备。“我不怕尴尬，更多时候是因为一些不好的行为而伤心”。
邢斌在送外卖的过程中会遇到顾客要求把垃圾带下楼的要求，如果拒绝，对方则会拿“好评”来威胁，尽管这并不在外卖员的工作范畴之内。
最让邢斌伤心的一次，是某天他同时接了两单，按照平台要求分配先给一家送去，再将一份水果捞送给旁边一学校家属楼的男孩。“我在去第一家的路上，这个男孩就给我打电话，上来就破口大骂，问我为什么拐去其他方向。”邢斌稍作解释后挂断电话，随后来到他家门前，准备把水果捞挂在门把手上拍照时，这名十几岁的男孩打开门并开始推搡辱骂邢斌，就连其父母也加入其中。
“我是教师，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我的很多学生也是中小学老师，看到这个男孩这样，我还是挺伤心难过的。”邢斌说道。
当然，邢斌也遇上过难忘的暖心的慰藉。一个母亲因为儿子半夜想吃馄饨点了外卖，收到后不仅向邢斌解释，还特意打赏两元；相公镇的夫妻俩，怕邢斌半夜里找不着路，打着手电把他送到路口；还有一对夫妻，老人住在人民医院五号楼，心脑血管疾病中心。因为把他们给老人订的餐洒了一些，邢斌又买了一份送去。结果，他们把第二份餐的钱退给自己，又打赏了10块钱。
观察外卖员，探索制度机制
“可以观察一下，烧烤摊前会有骑手相聚聊天。”邢斌说，因为烧烤易冷，一般外卖员到店之后，商家才开始做，这就给了从各处而来准备去向各处的外卖员聊天交流的机会。
邢斌曾看到过上海骑手日赚1000元的报道，也曾看过北京人社局一位副处长王林，亲身体验当外卖骑手，送餐12小时赚了41元的新闻。究竟哪个更真实，他在这一个月的体验中找到了答案。
对于网络上流传的外卖骑手之间的恶性竞争，邢斌也表示，大家虽然会有一些小摩擦，但并没有到网传的程度。“更多时候，大家遇上困难还是会相互帮助的。曾经就有一个同行告诉我如何才能进入不太容易进的小区”。
邢斌曾遇上一位66岁的外卖骑手，也曾见过三十几岁年轻的女性骑手。在他看来，做外卖员是他们的生计所迫。但是反观平台制度，却有很多不健全之处。
他在文中举例剖析外卖平台结构、收益以及对外卖员的罚款、意外保险等内容，并详细介绍了自己一段申诉经历。
顾客投诉导致外卖员被罚款的现象比较普遍。但邢斌在文中曾提到，自己给顾客取餐，到餐厅等了半小时，菜还没有做，期间与各方保持沟通。最后等了75分钟，跟顾客商量，顾客非常理解，先点了收货，让他慢慢送。然而第二天还是被平台发了警告，罚款200元。邢斌便一级一级申诉，但都显示申诉无效，最后到第五级（最高级）总部市场部总经理时，对方依旧说无法通过申诉，并反问：“你申诉了快一天了，有这时间，跑一天外卖，也快赚200块钱了，为什么这么轴？”
邢斌表示这不是钱的问题，这名经理发来一个15元的红包，称个人理解邢斌的经历，但不能取消罚款。
文中提到，“外卖公司总部一般把所有城市都分包给每个城区的运营商，然后运营商再次分包。骑手出车祸了，每天扣的3元保险(公司扣了60%，只把1.2元交给保险公司)提供最高6000块钱的伤亡保险。不够了，县区运营商承担。还不够治病，县区运营商直接跑路，你起诉都找不到人。起诉城市的运营商都起诉不了，外卖公司总部根本起诉不着，因为都是‘劳动外包’，它把自己早隔离出去了”。
记者检索发现，关于外卖员工作期间遭遇意外或致人伤亡的案例报道不在少数。北京福茂律师事务所主任时福茂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3元意外险是商业保险，其与国家强制的工伤保险不一样。首先，3元意外险的赔偿金较低。另外，3元意外险在外卖员第一单抢单成功之后才会生效，在此之前，尽管开始上班，但骑手出了事故是没有保障的。在时福茂看来，这3元钱是劳动者个人出，赔付率又很低，他认为，注重外卖骑手的权益保护，是有利于行业长远发展的必要之举。
在与外卖员交流过程中，邢斌曾了解到建筑工人、快递分拣员等工作的辛苦之处，他说日后一定找机会再作体验。对于外卖员的权益，他始终保持关注。“他们（外卖员）说，夏秋配送费会比冬季低一些，我看了下后台，果然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