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境
家人逼迫我上二百五十一中的真实目的只有他们自己完全清楚，而他们一直对我隐瞒和搪塞，所以他们的目的可能永远是个谜。不过，有三点是明确的：我是几年内二百五十一中出成绩的少数希望之一；我父母的工作单位和二百五十一中是利益共同体；我在中学持续受到排挤和欺凌。所以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很可能包括追求自己的眼前利益。“你太小不能骑车”（我五岁半上小学）则可能反映了过度保护，而这种过度保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控制对象的基本安全以便持续控制，至于成长环境和心理健康自然不在考虑之列。
二百五十一中的首要宣传点是“助普通生升优”，而校内“普通生”的资质和学习动机整体上相当不乐观，其中很多“普通生”身为内部子弟再不争气也会被学校留下，最后学校也不可能把少数优等生单独分班——这些因素决定了要“升优”就只能靠优等生输血。年级成绩最好的几个学生，除了我之外，家长非单位领导即校内教师，于是厄运降临到我头上。决定性的因素却是我家人，他们软硬兼施让我留在二百五十一中，而且对我的处境毫不关心。他们可以对我说出“某师兄（同事的孩子）去读领头羊清中最后也不过考了省会某大学”这种话，而不提师兄体弱多病的事实。高一国庆后的一天，我向我父母反映我被调座位后身边环境糟糕，我父亲做迷茫状说“李校长怎么会打压你？他在以前那所子弟校时跟我可是老朋友”。我过几天再次跟他说，被他大骂到凌晨一点多。他吼道：“同桌有什么影响？”“最卑贱的狗才想要什么公平！”“你凭什么要学校优待你？凭成绩好？哼。”而我母亲在干什么呢？睡觉。我一个人在夜里落了泪，主要并不是被我父亲的歇斯底里吓坏，而是担心中学的不良环境在我的成长中留下深深的伤痕，更是担心如果不能考到远离家的大学就会无法拥有自己的生活。从那之后无论校方、班上的不良学生和家人怎么对待我，我都不哭，因为哭了就会更被看不起。我并不爱哭。回忆起这段残酷的经历，我虽气愤和伤感，但也不哭。直到多年后，我给带我做本科毕设的博士生学姐写信，写到感谢姐肯定和帮助我、尊重和关注我的内心，已经而立的我终于忍不住哭了。
我并没有放弃改善处境的努力。高二上我给家人说我想找校方谈谈，我父亲不耐烦地说“人皆有好恶的对象，校方不喜欢你很正常”“你必须学会跟任何人相处，听着，任何人”“卢刚（震惊中美的枪杀案嫌疑人）就是对校方不满才杀人的”，我母亲皱着眉说“你对李校长意见有点大，我怕你说话过分。”后来他们甚至拿在北京科研单位、据说参选过院士的大姨夫来说事，说：“人家的学生管他一口一个先生地叫，你怎么对校方这么大意见？”
我没有得到跟校方谈的机会，也不知道怎样回答这些颠三倒四的话。家人对我的控制是全方位的，他们甚至如同对待“叛徒、内奸、工贼”一样，不准我提任何从二百五十一中学转走的人，包括一个高三转去清中考上了北大的单位外孩子。他们的做法不能单纯用身处小城市、在体制内工作来解释，有几个对比的例子说明我父母的决策和言行更多归咎于他们自身的缺陷。一个在中部县城当警察的亲戚的孩子比我晚几届考上了上海的寄宿高中，从那里考了一所不错的大学，再后来平静地就业和生活；我大学同班有四个同一大系统内的子女，都毕业于顶级中学。“太小”的孩子们并不都就近读书。我的单位里一位高工的外孙刚满5岁半上小学，后来凭实力考取全省排前三的省会文行高中（化名）。诚然，文行本身也不外乎一个名号，但背后却反映出家长给了孩子一条自由发展的坦途。很多人说我父母对我期望很高。实际上他们除了期望凭借我出名外，根本没有期望。同时他们对认识的人总是谎称我很喜欢二百五十一中学。
结果就是我直到高二末都一直被迫用大量时间帮助没有合作精神和自主意识甚至没有基本道德的学生，换来的是意料之中、变本加厉的排挤和轻侮。本就内向的我彻底不再期盼人际交往能带给我什么益处。学校没有充足的动手实验机会，没有实质运行的兴趣社团，我没有时间来系统地准备我知道十分重要的学科竞赛，也几乎没有机会与水平相当的同学讨论和合作——生源决定了我的班虽然按成绩分，但本身水平仍然参差不齐。而最严重的是，缺乏亲情等原因导致我没能树立高而稳定的自信心——北大招生面谈时老师看见了我的腼腆和忧郁，但我的外表和我父亲的表现也许还没有充分反映这些问题。我不在乎自己在这里能排到第几名，而是想找到自己的特长和兴趣，想有一群真正的朋友，想有安全感，但我没能得到机会。
高一到高二近两年，我的学校生活经历的事情很多，也很少，因为除了偶尔去外校参加竞赛外，每天都可以概括如下：完全按校方的统一课表上课；课上抵抗周边学生的骚扰和闲话；课间遭受欺凌，被打耳光、抱摔、掐、言语羞辱；中午回去和家人争执；晚自习再次抵抗周边学生的骚扰和闲话；晚上回去再次和家人争执。我说二五一中学不是最适合我的，而我父亲用阴冷的语气说”但也不是最不适合的“，并批判我认为周边环境会影响学习成绩的“同桌影响论”——而我后来才意识到，比起学习成绩，社交能力和自我意象的损害才是更严重的。可能就在那段时间我形成了习得性无助。我没有成为卢刚，而一个同学却在高二期末被单位内部的不良学生用椅子打伤头部住院一周，全班人人自危——去外面上学的同级同学们无一出事，留在内部的却遭横祸，这足以说明“你太小不能骑车”的说法即使不是托辞，也是严重片面化的。
高三时换了校长和班主任，他们觉得以前那样“打一派拉一派不行”（高考后校长原话），我的处境得到改善，下学期学校又单独给了我一间自习室，但我的焦虑始终没有好过。二诊我感觉数学没考好，考完就当众大喊，因为我实在不敢想像，如果我的成绩不足以考到远离家的大学，我在成年的门槛上会受到怎样的操控。我压着情绪撑到了高考，其间也和家人吵过，他们带着歇斯底里的心态批评我心态不好。这段时间也谈不上什么学习方法了，整天就是随手拿出一套套题做到昏天黑地。偶尔的空闲时自习室里没人可以交流。我报了当时很热门的一个实验科学专业，几年后我才意识到自己这个错误。
◆杂记
从这段经历可以看出，我父母在我读中学的事情上采用了“三步走”策略：粉饰——将中学描述得很理想（但“你受不了当地名校的竞争”的说法足以证明他们自己都不认为二百五十一中水平高。自己都不信的宣传语，别人自然不会信）；否认——在我对学校的恶劣环境已经明确了解的情况下，否认我接触的事实；强迫——表面上承认我反映的事实，逼迫我忍耐中学的恶劣环境并与不喜欢的人交往。多年后，他们逼我与后文提到的姚奉献交往时，则是一开始粉饰，后来跳过否认直接强迫。
中学一事将家人的偏激、狭隘、冷酷、自私暴露无遗。初三开学前的暑假，我和他们在路上偶遇教了我初中两年英语、准备在二五一继续教完初中的班主任陈老师。老师是个清醒的人，她说，这孩子还是尽早出去读，二五一是什么档次大家心照不宣。很快我父亲就一改他之前两年每次见到陈老师时“把孩子交给你我们放心”的说法，三天两头说陈老师课教得不好。而同样令我绝望的是他们并不了解我想要什么。高考之后，他们说：“你觉得学校整你，可是庆祝成绩的横幅上写的是你的名字。”我懒得回答。
多年后，已和家人决裂的我在绍兴三味书屋看到鲁迅为了免受门外学童玩闹干扰而请求换座位一事，想起我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批判的“同桌影响论”，一声叹息。以先生之才，求学都须寻一幽静之处，何况我这个普通人。
虽然我没有机会直接反驳“你受不了当地名校的竞争”，但我上大学后逐渐知道：好的高中里还有很多比竞争重要得多的东西，比如友谊和关爱——我们能适应近乎残酷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些人性的光明面。至于“清中这些好学校都是贵族学校”之类的话，根本没有反驳的价值，这里仅引以为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