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来说，粮食问题尤其重要。谁来种地，谁来养活中国，一直是热议话题。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真问题，而有的学者却认为这是一个假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需要建立在分析特定时空条件下不同种植主体行为逻辑的基础之上。本期，我们要和大家聊聊在粮食价格下跌的背景下，不同粮食种植主体的经营行为发生了什么变化？“谁来种地”为何有可能从一个假问题变成一个真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业型村庄的人、财、物不断外流，日常在村的主体主要是老年人和一些因家庭原因（有年迈的老人和年幼的小孩需要照顾）而无法外出务工的中青年人。由于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就业机会有限，在村的劳动力（中青年人）和半劳动力（尚有一些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把土地作为劳动力变现的重要载体，通过从事农业生产来获得劳动报酬。另一方面，受限于区位因素农业产业发展不足，农业生产仍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因此，粮食价格的变动将对中西部农业型村庄粮食种植主体产生重要影响。
W村是中部农业小县城X县辖下的行政村，上个世纪80年代，村民便开始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务工。现在常年在村的主要是老年人，有位村民小组长已经63岁了，还打趣说：“我还算在村的年轻人。”还有少数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外出务工的中青年人。在村的老年人和一部分中青年人皆从事农业生产，以水稻种植为主，把农业生产当作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
然而，2018年，粮食价格骤跌。2017年及以前，水稻价格稳定在120~130元/百斤（且稻谷7成干即可，还有专门的商贩上门收取），2018年下跌至105元/百斤，2019年甚至下跌至100元/百斤（稻谷要求十成干，没有商贩上门收取，农户自己拉去米厂），这对在村从事水稻种植的农户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对W村的考察，我们发现粮食价格下跌后，各种主体的行为选择发生了重大变化。
老人农业？
在全国大多数农业型村庄，在人、财、物皆外流的情况下，“老人农业”成为农业种植的主要形态。“老人农业”，即老人是农业种植的主要主体，且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种植规模一般是以老人个人劳动力能力为标准，一般主要是种自家的承包田。“老人农业”的主要目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获得“口粮”，老人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一是除去“口粮”，若有剩余的粮食，则出售到市场，换一点零花钱，这也是老人劳动力变现的一种方式；一是享受劳动带来的快乐，老人种了一辈子的田，这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
而在最近两年，W村的老人们没有了种田的积极性。除了种植“口粮田”之外，他们把其余的田要么流转给种田大户，要么荒掉。有的老人甚至想把他所有的田都流转出去，然后拿着流转费去超市买米吃。因为，“种田不划算”，“老人又吃不了不少，况且超市买的米质量还好些”。
W村的“老人农业”出现退守至“口粮田”甚至退出的现象，其关键原因在于，粮食价格下跌使得粮食作物种植的劳动力变现能力受损。我们知道，劳动力变现的价值=纯收入/总工数。首先我们来看收入情况。在W村，粮食作物种植可一年一季，即中稻（米质相对较好），也可一年两季，即早稻和晚稻，正常年份，中稻亩产约1200斤，早稻、晚稻亩产皆为700~800斤。当粮食价格从130元/百斤下跌至100元/百斤，中稻每亩收入将减少360元，早稻、晚稻每亩收入将减少210~240元。
我们再来看用工的情况。水稻种植主要包括以下生产环节：耕田、播种、施肥、打农药、除草、收割等。在2015年之前，这些生产环节都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而在2015年之后，W村村民蒋某投资农业机械，为周围村民提供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服务，主要包括耕田、收割，使得这两项对劳动力需求较大的生产环节开始实现机械化。在生产过程中，农民只需要在粮食作物生产环节中主要是田间管理（施肥、打农药、除草）投入一定劳动力。经过计算，粮食作物生产实现机械化后，每亩地只需投入3~4个工（劳动力计算单位，一个工作日的劳动力）。
除去生产成本，包括耕地、收割的社会化服务费用，种子、化肥、农药等成本，每亩的纯收入便是3个工的总价，由此可以计算出劳动力的单价。据村民介绍，在粮食价格下跌之前，中稻每亩纯收入有600~700元，早稻、晚稻每亩纯收入400~500元，种两季每亩纯收入800~900元，因此，老人通过粮食作物种植实现劳动力变现的单价为，中稻约200元/工，早稻、晚稻约150元/工。
W村是X县的郊区农村，当地仍有一些非正规就业机会，如建筑工，稍有些技术含量的大工（泥瓦匠等）工资为200元/天，没有技术含量的小工工资为100元/天，因此，老人通过粮食作物种植实现的劳动力变现能力与通过非农就业机会实现的劳动力变现能力相当，从而，老人尚有种田的积极性。
但随着粮食价格的骤跌，中稻每亩纯收入只有400多元，早稻每亩纯收入200多元，晚稻每亩纯收入300多元，老人种地的劳动力变现能力为，中稻100元多一点点/工，早稻、晚稻还要更低，“算盘一打，就没有了种田的积极性”。至于“口粮田”，老人主要种来供自家吃，只要吃得开心、吃得放心就好，是不会计较投入的。
中农种地？
W村村民谢某，今年63岁，2013~2016年，谢某承包经营近140亩水田，其中120~130亩是本小组的水田。2012年是该小组第三次调地（该小组规定十年一调），谢某作为小组长主持了这次调地。该小组共有164人，绝大部分村民都已外出务工，常年在村的只有26人（据2018年的统计，其中80岁以上有7人，70~80岁有6人，60~70岁有4人，还有5个小孩）。该小组有水田160多亩，除了在村的老人在种自家的承包田外，很多田都已经荒芜，“想种随便种”，谢某便无偿地流转到这些土地，“他们不种的，我都接管”，还有10~20亩是从别的小组流转过来的，都是一些无人种的水田。
为耕种这140亩地时，谢某购买了两台小型打田机（地块较为分散，一边一台，如果其中一台坏了，另一台还能做备用），成本约2000元/台，每天能打田7~8亩，收割则请大型收割机。谢某还雇佣了1个工人，这名工人是谢某妻子的堂弟，46岁，单身汉，没有什么手艺，靠做苦工过日子。谢某家农忙时，主要是打田、播种、收割时期，他就过来工作，谢某家里没事，他就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聘请这名工人花费1万4千元。
谢某种田比较精细，田间管理较为上心，因而产量较高，种一季能达700~800斤/亩。W村以山地丘陵地形为主，种植条件不是那么优越，若只种一季，工钱都赚不到。谢某不得不种两季。在粮价下跌之前，粮价可观，粮食七成干也能卖到130多元/百斤。当时，谢某每亩能有纯收入600多元，算下来，种粮的纯收入有8万多元，再扣除工人工资，纯收入有6万多元。
同时，谢某还是当地的泥瓦匠，与几个人成立了一个较为松散的建筑队，主要业务是建民房。在农闲时间，谢某就做这个，每年还能收入1万多元。这样，种粮加上打零工的收入，谢某每年收入7~8万。从经济收入来讲，他在本小组算得上是中上层。谢某的妻子从来没有外出务工过，主要在家负责洗衣做饭这些家务，还喂养一些家禽。
谢某就是一位典型的“中农”，所谓“中农”，即常年在村，并且在村庄寻找就业机会，以便获得不低于村庄中等收入水平的农民，适度规模的农业生产便是他们主要的就业机会之一。对于绝大多数农业型村庄而言，“中农”一般会承包30~50亩田，主要种植粮食作物，收入主要来自出售粮食和国家对种粮大户的补贴，“中农”一般会购买小型农业机械，以便家中劳动力足以承担起农业种植的劳动强度，不需要再雇佣劳动力。“中农”种田的主要投入包括农田租金（对于农业型村庄而言，租金一般较少甚至没有）、化肥、种子、农药以及小型农业器械，甚至一些社会化服务费用。
事实上，“中农”种田赚取的主要是其家庭劳动力变现的价值。除了种田之外，“中农”一般还会在农闲时从事其他工作。种田的收入再加上其他工作收入便构成“中农”维持其村庄中等收入地位的主要来源。在人、财、物外流的中西部农业型村庄，“中农”在村庄治理、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日渐迟暮的村庄中的“中坚力量”。
然而，随着2017年以来的粮食价格骤跌，“中农”逐渐退出粮食作物种植，开始谋求其他生路。据W村农机社会化服务提供者蒋某介绍，粮食价格下跌之前，W村及周围村庄有较多的种植30~60亩粮食作物的“中农”，2019年则基本上都没有了。
“中农”为何消失？30~50亩粮食作物的种植可以说是“中农”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农”种田赚取的就是其家庭劳动力的报酬，粮食价格骤跌使得“中农”觉得种地不划算。我们来计算一下，假定一个“中农”种了50亩水稻，种一季中稻，亩产按1000斤来算，粮食价格下跌（从130元/百斤下降到100元/百斤）后，每亩至少少了300元收入，50亩则少了近1.5万元的收入。这是“中农”家庭收入的巨大损失。
家庭农场？
在人、财、物不断外流的中西部农业型村庄，“老人”和“中农”是主要的农业种植主体，然而，当前由于粮食价格下跌，“老人农业”退守至“口粮农业”或者退出，“中农”退出，那么，谁来种田？对于种植条件较差的农村而言，田地便会出现大面积抛荒，对于种植条件较好的农村而言，规模较大的“家庭农场”也许会成为新的种地样态。
蒋某是W村村民，经营了一家规模较大的家庭农场。蒋某今年36岁，父子俩一起种田。父亲今年67岁，身强体壮，2019年种了500亩田，同时蒋某还为周边农户提供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服务。蒋某在2015年前是一名货车司机，纯收入5~6万/年。2015年，他开始主要从事为农民提供机械化服务这项工作，主要是耕田、收割两个生产环节。
为此，他投资了大型农用机械，包括旋耕机1台，10万/台，政府补贴2万/台，收割机1台，12万/台，拖拉机1台，7~8千元，主要负责给周围3~4个村子的农民提供机械化服务。2016年，蒋某扩大投资规模，又分别投资了一台旋耕机和一台收割机。2018年，又添置了一台收割机。
同时，蒋某开始种水稻。2016年只种了100亩，租金260元/亩。2017年，扩展至180亩；2018年扩展至300亩，因为粮食价格下跌，租金下降至200元/亩；2019年，蒋某种植面积扩展至500亩，租金则降至150元/亩。蒋某扩种的地主要来自两部分群体：一部分是“种植大户”，包括本地的“中农”和外地的种植户，粮食价格大幅度下跌使得他们不想种地，蒋某便接管过来；一部分是“老人”，粮食价格下跌后，他们把除“口粮田”之外的土地流转给蒋某。就收入而言，2018年，蒋某社会化服务的纯收入：打田7~8万，收割7~8万，种田纯收入10多万，共有近30万的纯收入。
“中农”和老人种地，主要的投入是家庭劳动力，有的农户可能会购买小型辅助机械。因此，其种植规模保持在家庭劳动力可承受的范围内，称之为“适度规模”。“中农”和老人种地赚取的主要是家庭劳动力的报酬，而粮食价格的大幅度下降，使得“中农”和老人的劳动力报酬降低，“中农”和老人觉得种地不划算，便退出了粮食作物的种植。由此可见，以家庭劳动力投入为基础的粮食种植规模已经无法实现农民的劳动力变现预期，从而无法实现农民的收入预期。而蒋某通过较大规模的家庭农场经营，以粮食作物种植为基础实现了家庭收入预期。
然而，像蒋某这样规模的家庭农场，却是家庭劳动力（父子）的投入和资本（大型农机设备）的投入两相结合的结果，若没有大型农机设备，仅凭蒋某父子俩的劳动力，是无法种植如此规模的土地，且若大型农机设备仅仅服务于蒋某自家的土地，那么，这样的投资也是不经济的，大型农机设备必须充分发挥它的价值，给周围的种植户提供农业生产机械化服务。
因此，蒋某之所以能够依托粮食作物种植获得较高的收入，关键在于其形成了“家庭农场+散户”的互嵌种植样态。大规模的农田种植要求大型农机的投入，而大型农机的投入又要求农机设备能够充分发挥其价值，于是散户种植对农机设备服务的需求就变得很重要。蒋某的收入实际上包括两部分，即粮食作物种植和农机社会化服务，两者相互嵌入，缺一不可。
然而，在中西部农村地区，蒋某这样的家庭农场能够存在具有特殊性，光资金的投入这一项就让人望而却步。因此，在这些地区，粮食价格大幅度下跌后，谁来种地可能会成为一个真问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ID：hangyeyanxi），作者：夏巾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