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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援疆辛酸历史:在新疆是上海人 在上海是新疆人

知青援疆成弃儿

日期:2016年10月02日 07:57 来源:新京报(北京) 作者:林珊珊

支援新疆的知青成弃儿:在新疆是上海人 在上海是新疆人

国庆假期第一天,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

今天,几乎每一条出城的道路都异常拥堵,数以万计的人离开日夜奋斗的城市回到家乡。于他们而言,两地都是归宿,两地都是异乡。

今天推荐一篇文章,记录上世纪60年代,为了新疆建设背井离乡的年轻人。一朝启程,上海成了他们回不去的故乡。一纸户口,把几万上海知青与稳定生活、应得福利、家乡认同甚至骨肉亲情残酷隔离。

虽然他们两头都是弃儿,但是他们曾经挥洒热血,不该成为历史上的游子。

知青援疆成弃儿:在新疆是上海人 在上海是新疆人
上海知青广场。图片来自网络。

文|林珊珊

(一)

一个月里,吴祥志们又送走了6位老人。

秋天时,他去看望唐长根。那时老唐戴着呼吸机,烦躁地躺在床上。肺癌已到晚期,医保卡里的3万块报销额度早就用光了,他抱怨起悲哀的人生,讲述四处求助被拒绝的遭遇。除了等待,他别无选择。末了,他掏出一件衬衣。

衬衣满是血迹。“被我弟弟打的。”老唐说。从新疆退休回来后,他住在了母亲家。不久,母亲病逝,遗嘱里把房子留给了他。这是兄弟反目的开端。为房子的继承问题,兄弟俩大打出手,直到遍体鳞伤的老唐被送进医院。老唐盯着血衣,沉默许久,冷冷地说:“亲兄弟。”

35天后,老唐死了。

开追悼会那天,天色骤变,上海下起了大雨。吴祥志带着几十位老人一同为老唐送行。他们并不认识老唐,但他们有着共同标签:上海知青。

1963-1966年间,他们被送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刚刚经历过大饥荒,边疆依旧动荡贫穷。而被视为道德堕落之所的城市,发展规模被严格限制,大量城市青年剩余出来,无法计划到就业和升学中去。在浪漫乡村理想和发展现实的双重策动之下,知识青年远赴穷乡僻壤的蓝图被勾勒出来。10万上海知青进疆,是“文革”间上山下乡运动的前传。

1970年代末,随着运动破产, 10万人中有一万多名顺利回乡。剩下的人,或扎根新疆,或滞留上海,为户口和晚年保障,长年累月地上访。

去年上半年,老唐还在上访群体中。吴祥志回忆起来,仿佛才是昨天的事。

吴祥志一脸倔强,像悬崖边上弯曲的树。2007年,他60岁,按照政策,终于可以正式退休回到上海。但2003年随退休的妻子回城时,户口问题就成为他的困扰。那时上海中心城区的老家正在动迁,如果户口顺利迁入,他将可以得到一套新房子作为赔偿。嫂子提出,必须交20万,才能入户。随着房价上涨,要价又开到了50万。

他试图向嫂子说情——三十多年前,兄弟俩必须有一个去新疆,是他代哥哥做出了牺牲。“那是你自愿去的”,嫂子并不领情;他又去反映情况,“这是家庭矛盾”,街道不愿管。就这样,他在上海租房、打工,四处讨要说法, “像个皮球被踢来踢去”。

几年后他找到了知青群体,终于有了归属感。他还扮演起送葬人的角色。谁重病了,他代表大家送上100元的慰问金;谁死了,他组织追悼会、送花圈。

这些年他早已习惯,“今天还一起参加追悼会,过几天就成了被追悼的对象。”看着当年前赴后继踏上通往新疆火车的少年们,如今前赴后继地死去,就像看着生命的一部分被带走。

“为什么要回上海?”他经常问自己。每当深夜来临的时候,新疆总到梦里造访:熟悉的道路,地里的劳作,和妻子缝制裤子的场景。

在上海的日子,新疆是老知青们共同的梦境。在韦木英的梦里,新疆是一朵朵棉花,她跪在地里摘个不停。谢虎礼则总是梦到手扶独轮车,在荒地上推来推去。怅然四顾,发现到处是茫茫戈壁滩。心恍惚着沉下去:不是回上海了么,怎么又到了新疆?

(二)

“我是上海人!”谢虎礼一遍遍确认身份。过去十多年里,他走在大街小巷都被简称为“新疆”。

1964年,他听着“羊肉当饭吃,牛奶当水喝”的童话来到新疆,却看到满目荒芜。第一个除夕夜,啃馍馍,喝白菜汤。一位知青不禁唱起了《星星之火》,几十年前被卖到日本纱厂当童工的小珍珠,随即哭成一片。

在老知青韦木英的小房子里,微醺的谢虎礼闭着眼睛再次唱这首沪剧,韦木英轻轻附和。阳光穿过石库门老房子的天窗,照在他们脸上,韦木英哭了起来。相比起故乡的亲人,他们更喜欢呆在知青群里,随意串门,一块吃饭喝酒,无需客套,自在而亲切,随时可以哭泣,也不需要特别的安慰。

知青援疆成弃儿:在新疆是上海人 在上海是新疆人
上海知青奔赴新疆。图片来自网络。

在上海,谢虎礼始终有一种不愿承认的隔阂感。当他大口喝酒时,他会说,我们北方人就是豪爽。可回忆起新疆,却永远是忍饥挨冻的生活,永不停歇的劳累,夏天开荒时成千上万的大蚊子。

1980年一个礼拜天,谢虎礼得知了云南知青“胜利大逃亡”的消息,心里激荡着逃离的冲动。到了傍晚,他敲响大钟,“上海知青托儿所集合了”,他大喊,把返城的消息广而告之。大家最终决定,选出5名代表到各团各连串联。

当晚,谢虎礼几人拦了拖拉机,一路颠簸七十多公里,从塔里木河北岸一直开到了终点塔河南岸。黑夜里,他偶遇了知青欧阳琏,两人一拍即合。此前,欧阳琏和其他知青已经为回城上访多次。第二天,他们决定在塔河两岸宣传回城。

11月初,欧阳琏鼓动成千上万知青集结到阿克苏城区,但阿克苏地委不愿意对话。11月23日开始,他们绝食了近一百小时,直到欧阳琏收到电报,被告知中央工作组将会到来。12月11日,上海知青请愿大篷车队途中翻车,3名知青遇难,阿克苏地委终于发出给知青签发户口的文件。

那几天,拿到户口的谢虎礼沉浸在回城的喜悦中,他变卖家产,收拾家当。然而,不幸的消息很快从广播上传来:阿克苏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所发的户口证全部作废,火车站实行军事戒严。谢虎礼一阵绝望,喝下一瓶60度的高粱酒。

“当时只想到了死。”醒来后,他暗下决心,一有机会便逃离新疆。

1981年秋,谢虎礼带着妻子张维敏、两个孩子谢萍和谢君回到上海。孩子是生于1974年的龙凤胎,名字寄托了父母朴素的希望,让孩子得到“平均”的宠爱。

回城最初的日子里,谢虎礼一家挤在张维敏哥哥的小房子里,占据着半个房间。谢虎礼从来不敢踏入大舅子的房间。他做着各式小生意:摆康乐球、卖童装。

不幸,这一年国发91号文件阻断了生路。文件称要“坚决把上海知青的大多数稳定在新疆”,列出10种规定,除了1.5万人符合规定可以调回上海市区或上海所属的外地农场,其他的“一律动员返回新疆农场”。

谢虎礼夫妇属于要被“稳定在新疆”的大多数。小摊不断被没收,他在上海街头四处流窜,连大舅子也被停职了,被告知:谢家什么时候回新疆,什么时候恢复工作。但这些都不能动摇这对夫妇的决心,直到两个孩子被学校驱逐出来。

1984年,谢虎礼带着一家子,再次坐上去新疆的列车。他和妻子张维敏听到一声惨叫,随后得知,一个父亲跳下了火车。3天3夜后,他们抵达新疆。谢虎礼望向窗外,绝望袭来。

(三)

1985年,胡耀邦到新疆考察,为知青题词:“历史贡献与托木峰共存,新的业绩同塔里木河长流。”知青们奔走相告,重燃希望。次年,上海副市长谢丽娟到新疆考察,得知消息的知青张宝璇向她递交了联名请愿书,并要求召开座谈会。知青们纷纷要求回城,至少让子女回到上海。要求在1989年得到部分实现:知青家庭的一个子女可回到城里。

几十年后,张宝璇回忆起来唏嘘不已,当年被保证不“秋后算账”的带头人,最后都难逃惩罚。多年来,他总结、反思,最终走上法律的道路。他屡屡呈交行政诉讼状,请求判当年的行政行为为违法的强迫劳动,并给予补偿。如今,他相信法治的力量,再也不会像年轻时那样去请愿上访了。

1980年代以后,不符合回城规定的知青有了分化:有的永远留在新疆,有的死亡,有的流散到第三地,最大的一拨有三万多人,他们干到退休,然后返城。有六千人左右自动和新疆脱离关系,滞留上海,成了黑户。

1988年,谢虎礼带着两个孩子逃回上海,成了六千分之一。为存退路,张维敏选择继续留在新疆。

回到上海的谢虎礼和母亲及两个孩子挤在7平方的老房子里。谢君至今都记得,自己整整一周躲在门后偷窥时那种向往又恐惧的心情。1980初的记忆困扰着当时的他。那时,他们上小学二年级,开学第一天被展示到小朋友面前:这是新疆来的借读生。姐弟俩一听就把头低了下去。

起初,少年谢君上课时老走神,在本子上偷偷画新疆的房子、周围的道路和建筑,“怕自己忘了新疆”。可随着生活展开,他却再也回忆不起新疆的模样。

谢萍对过去有超强的记忆力。从房子结构到老师的姓名到别人看她的眼神。80年代那些年,她听到最多的评价就是“野蛮人”。一天傍晚,她请新疆回来的同学到家里吃饭,饭桌摆在门口,他们看到肉都特别兴奋。姑姑便高声对街坊说:新疆来的就是奇形怪状。走在路上,她总低着头,似乎所有人都看不起自己。她觉得,所有的症结都在于,没有上海户口,而她本该是上海人。

转眼到了1990年,这对龙凤胎16周岁了。按照政策,俩人中的一个可以入上海户口。谢萍想报考美术中专,而报考前提是要有上海户口。老师两次到她家夸奖她,希望户口能给谢萍。但每次的答案都是:户口要留给儿子。

那一阵子,她觉得人生望到了尽头。一天回家,她再也不想去马桶间做作业了,拿起菜刀朝手腕一割。好在菜刀并不锋利,很快被家人夺走。

旧矛盾未了,谢家又有新矛盾。谢君报户口时,户口本却被奶奶藏了起来。谢虎礼在家里闹得天翻地覆,把柜子都踢烂了,最终才让母亲交出了本子。

许多年后,支离破碎的亲情仍让谢虎礼痛苦。他自我安慰:也许这就是这一代人的宿命。1953年,父亲作为资本家被打为反革命分子送去新疆劳改,留下母亲带几个孩子领救济金生活。自童年始,他从未买得起书包和课本,自卑如影随形。当他站到台上带领少先队员唱歌时,他发现“下面的红领巾一片鲜红鲜红的,而自己却是淡红淡红的。”都是父亲害的,他想。去新疆后他从未和父亲写信、见面。少年谢虎礼以父亲为耻,认为是父亲阻碍了他在新中国变成一个新人;中年谢虎礼不敢恨母亲,却不能原谅母亲阻挠他在新时代进入新生活。

1992年,户口总算对滞留在上海的黑户知青开禁了,同时他们也被要求写下保证书:不向政府要工作、要房子。再过五六年,他们又得到了每月两三百元的补助,有一年,他们拿到了369元。“369”便成了这拨知青的称呼。

谢虎礼是这一结果的受益人。可向母亲讨要户口时,又是一番争吵,最终谢虎礼以保证书来交换户口本——不参与分房子。此后,这个7平米的屋子充满了紧张。同一屋檐下,母亲和谢虎礼一家分开炉灶做饭。而直到老人去世,谢君未曾叫过她一声奶奶。

这样的故事反复上演,随着岁月的消逝,人们也慢慢淡忘了其中的情节。1993年,拥有了户口的谢萍理直气壮走在大街上,因为户口问题而流产的初恋也已远去。烙印在慢慢消退。她读夜校,努力工作,结婚生子,融入了大都市的生活。

谢萍为自己感到幸运。她知道,在她身后,还有三万多知青的子女们,经历着更多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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