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山由纪夫把自己的名字，签成了鸠山“友”纪夫
怎样给年轻人讲好“历史故事”，一直是纪念馆探索的问题。
他们设计了纪念徽章，把“一沓沓史料变成历史故事小册子”，制作视频短片，进军“B站”了解年轻人的历史兴趣点，把微信文章变成一篇篇图文并茂的历史故事。
那本小册子和纪念徽章拥有同样的名字——紫金草。
紫金草，又名二月兰，是南京常见的一种花。这种紫色的小花见证了1937年日军的残暴。“二战”结束后，一名叫山口诚太郎的日本军人因“对战争恶行心怀愧疚”，将花种带回日本。
第二年，二月兰在日本如期绽放。
山口将此花取名为“紫金草”，并一直推广此花。去世前，他告诉儿子，“每一朵花的背后都有一个冤魂，要让所有看到花的人铭记，残忍的侵略绝不能重演”。
后来，纪念馆把花朵做成了徽章。
在馆长张建军的设想里，“要让尘封的历史细节更大众化”。同时，纪念馆还在策划多场海外展览，让这段历史走出国门、走得更远。
其实，正式采访之前，一位在南京的朋友给我打“预防针”。他说，纪念馆太沉重了，好几次自己试图进去，都“沉重到迈不开腿”。
我把这个问题抛回给了馆长，这样沉重还要走出国门，是为什么呢？
他说，历史或许沉重，但铭记历史和珍爱和平，就如一只手的手心和手背，不可分离。他相信，全人类在战争面前，都拥有理性的态度，也会拥有呼唤和平的信念。
法国画家克里斯蒂安·帕赫在3年前还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直到一天，路过南京时有朋友告诉他：“知道吗？70多年前，在这座城市里，日本人曾在6周里杀害了数十万中国平民。”
6个月后，他创作完成了宽7.46米，高2.35米的油画《暴行》，这是他30年绘画生涯中创作的最大一幅油画。
在那幅“几乎覆盖一整面墙”的油画里，日本侵略者挥舞战刀砍向中国平民的头颅，怀抱孩子的中国妇女惨死刀下，孤儿在亲人遗体上无助地嚎哭；远处，黑云压城……画里红色的是中国平民的鲜血，黄色的是侵略者的罪恶。
然而，在红黄之间，还有些许白色，那是“无辜死难者灵魂化成的和平鸽”。
今年清明前夕，纪念馆“手绘紫金草行动”消息一发出，一名在南京留学的卢旺达籍学生立即报名参加。小伙子告诉纪念馆工作人员，卢旺达也发生过大屠杀惨案，所以他一定要参与，“来做点什么”。
前不久，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州长温弗里德·克莱驰曼嘱咐下属，“无论如何要来纪念馆看一看”。那天，一头白发的克莱驰曼双手交叉放在桌上，静静地听着幸存者讲述。
他说，战争带给普通人的伤害都是一样的。“二战”时期，德国也犯下了很重的罪行。可以宽恕，但不能忘记。
“只有真正反思，才能达成民族间的谅解。”克莱驰曼说。
听完这个故事时，我正好走出场馆。从地下一层回到地平线，我深吸一口新鲜的空气。
那一刻，我从未对这段历史有这般复杂的认识。它不是一场杀戮背后化不开的仇恨，也不是任由其被遗忘而袖手旁观，它该是铭刻历史细节，反思战争、保留善意。
眼前，不同肤色、说着不同语言的人陆陆续续进馆。也许，当全人类都能理解这份苦难时，离日本真正反思这场战争，就不远了。
许多来自德国的参观者都会在参观后，向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提出疑问，“承认罪行是让日本放下包袱，为什么直到现在他们还要继续背着呢？”
很少有人知道，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父亲是一名侵华日军军人。一场战争，把那个拥有“无限可能”的大学生最后变成了僧侣。
村上春树的父亲每天吃饭、临睡前都要祈祷，尽管对孩子一言不提从前的事，但村上春树说，他知道父亲为何每日祈祷。
促使日本官方对战争反思，日本民间努力一直没有停过。
日本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从建馆当年起，每年到访纪念馆，坚持了31年。他“一定要等到日本现任首相前来谢罪”。
几十年过去了，患上癌症、越来越年迈的白西绅一郎终于等来了一些人的反思。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和夫人几年前来馆。 每到一处骸骨处，他都会和夫人双手合十，闭上眼久久不离去。最后，他为遇难者献上花圈，并90度鞠躬。
为纪念馆签名时，鸠山由纪夫把自己的名字，签成了鸠山“友”纪夫。
感受到对方友好的中日民众都不到20%，可愿意去改变当下局势的民众，却足足有70%
最后一次走出纪念馆，结束5天的采访，虽然南京飘着雨，我却觉得豁然开朗，就像雨过天晴，对这段历史渐趋理性的认识慢慢取代了无知。
我还在想着从纪念馆获知的一组数据。前些年中日关系降到“冰点”之际，中日双方的智库，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问卷调查。调查里，尽管感受到对方友好的中日民众都不到20%，可愿意去改变当下局势的民众，却足足有70%。
这组数据并非简单的数字。不久前，有中国学生给纪念馆发来长长的邮件，说自己想帮着整理史料；还有日本年轻人向纪念馆讨要历史资料，表示“回去要讲给朋友听”；纪念馆微博里也总有许多年轻人活跃着，“安利”纪录片《三十二》《二十二》。
纪录片引起了我的好奇。在精剪版里，我看到了一部和我认知中“慰安妇纪录片”完全不同的片子：没有故事情节，没有过去悲惨的回忆来回切换、没有咬牙切齿地控诉，只有大段琐碎日常。
这部一点儿也不“好看”的片子，更像一种无声的“凝视”。而这部片子差一点“难产”。投资方说“太平淡了，一点故事情节也没有”。还有同行说导演“有病”，“拍了一部不知所云的片子”。
“为什么韩国人拍《鬼乡》会有六七万人捐款，而中国导演关注中国慰安妇，却没有引发热点关注？”纪念馆一位工作人员问。
回京后，我找到了导演郭柯。
这个在电影圈子泡了十几年、“拍惯了商业片”的80后导演，用一个文艺片的剧组拍完了两部聚焦慰安妇的纪录片。当初，马来西亚华裔投资人撤资，业界一名颇有名头的制片人撤资。郭柯的脾气却依旧倔强，他不想弃拍任何一个幸存慰安妇，也不愿刻意“制造故事”，双方僵持不下。
剧组出发4天前，他一分钱投资也没了。
最后，靠一个女明星打来的100万元，剧组磕磕绊绊地出发了。
这个年轻的导演始终认为，“要什么故事性，这些老人都这样了，静静地记录她们不好吗？难道那种满屏鲜血来回切换、老人痛苦回忆的片子才是好片子吗？”
他用了最好的机器、最好的人员来拍摄这部纪录片，“只为了最深情地望她们一眼，这或许是对老人最大的尊重”。他拿掉所有的背景音，不用任何“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的史料。
“用一双饱含感情的眼睛去看，你才会真正读懂这些慰安妇。”郭柯说。
再去看《二十二》，我才发现，现场收音的环境里，有猪嚎、鸡叫甚至山歌的声音，每一个镜头都离慰安妇很远，却很深情地在凝视。
这或许该是我重新正视那段历史里人和事的态度。时间也许无法忘却伤害，但却能抚平伤口，没有什么比静静地凝视，更温柔的了。
可眼下，尽管拿到了龙标，这部纪录片依然在发愁如何走进院线。郭柯把纪录片的拷贝捐赠给了纪念馆下属的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永久馆藏，他说：“我想这才是纪录片最好的归宿。”
纪念馆推出了“很朴素、很低调”的《紫金草》丛书，初印5000本，大家认为能卖出一两千本就很不错。
而一个月不到，这本“没有豪华封皮”、“薄薄的小册子”卖出了一万多本。纪念馆会用销售“小册子”的所得，捐助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慰安妇”幸存者。
为熊本祈福的微博发出后，纪念馆宣传团队的成员们是忐忑的。短短时间内，微博评论不出意外，有骂街的、诅咒日本的，什么样的都有。
可是，肯定声并没有淹没在讨伐声里。新浪微博所做的数据分析显示，2万多条转发中，有25%的都在为日本人民祈福，还有15%的人说“地震中的日本人是无辜的”。
“即使他们不做这样的事情，也需要问候一声是否还好。正视历史，需要双方共同努力。自然灾害发生，需要人道主义关怀。”这条获得2万多个赞的评论，让纪念馆的微博编辑感慨万分。
还有19%的人说“历史不可忘”，“我们没资格替谁原谅，只是吸取教训正视历史不让战争重演……”。另外，还有9%的人希望世界和平。最让这个前媒体人感到吃惊的是，声援的转发评论声中，90%的都来自青年。
年轻的力量不容忽视。北京101中学，全校师生跨越一千多公里，每年国家公祭式后都要来纪念馆参观。
在悼念广场，校长对全体学生说，“你们活着、学习、成长是要干什么？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幸福，不仅仅为了考上一个大学，更不仅仅是为了你走向英国美国。”
“要记住，作为一个中国人，你首先要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而成长！……我们中华民族，要永远记住自己的伤痛。”
这场演讲让馆长张建军动容，他说“对中国的年轻人，我充满了信心”。
《二十二》进院线的机会没等到，但这位青年导演拿到了一个让他鼻头发酸的奖项。
第一个给他认可的电影节，代表的群体太特殊了，甚至一度被郭柯认为是“离慰安妇最远的一群人”。
那个电影节的名字是——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