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邹静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
一、2022年消费整体情况：全年呈现“类V型”，整体处于低位
“类V型”是指有点像V型，但又不全是。红色圈出来的部分是今年以来社零同比增速整体的表现，蓝色和黄色线分别是名义和实际增速。像V型是指这部分，3-7月份同比增速在负数区间，最低点出现在4月份，当时的名义和实际增速分别是-11%和-14%，此后有所回升。
如果数据停留在8月份，可以说消费走出了非常典型的V型，但事情并不是这样，到8月份之后掉头向下，9月份实际增速跌至负区间，10月份名义实际双双转负，名义是-0.5%，实际是-2.74%。
这是全年呈现“类V型”。
整体处于低位，无论是和2021年的数据相比它处在低位，如果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看，从有数据以来的1995年看，现在的数据延续了2008年整体下行的趋势。
消费疲弱的自然结果是对经济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有所下降，橙色是今年前三季度三大需求对于GDP的贡献率，蓝色是去年同期2021年前三季度需求对GDP的贡献。去年同期消费对GDP贡献率高达62%，消费对于去年的经济复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今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大幅下降到了41%，相应地，投资和进出口对GDP的贡献率都在往上走。
二、消费的结构性变化
哪些消费好，哪些消费不好？首先分为食品和非食品类，看看恩格尔系数，之后我们看统计局八大类消费品，最后看行业。
食品消费占比在全部消费中占比，蓝色和橙色分别是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疫情发生前，无论是整体城镇还是农村，恩格尔系数都呈现向下趋势，这符合经济学理论——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食品在消费支出中的占比会逐渐下降，但疫情打乱了这一趋势。
疫情发生后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恩格尔系数都有明显上升，城镇从27.6%上升到29.2%，农村是从30%上升到32%，基本上回到了2016年左右的水平。最新2021年的数据显示，城镇恩格尔系数有小幅回落，但仍然高于疫情前；农村则和2020年持平。
为什么我们要先讨论恩格尔系数？因为这一指标经常被用来观察消费是升级还是降级，由此衍生出一个讨论：疫情后中国是否由于增速收入放缓而出现了整体的消费降级？要回答这一点，如果认为收入是主要的因素，那么，把各省放在一起，横轴是人均GDP变化，纵轴是恩格尔系数的变化，理论上应该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收入增长更快恩格尔系数下降更快。但结果并不是，相反是比较强的正相关系数，也就是说在解释恩格尔系数上升时，收入的解释力并没有那么强。如果观察2019年-2020年，尽管大部分省份的恩格尔系数都在上升，但还有两个省份出现了恩格尔系数出现了下降，分别是贵州和青海，显然这两个省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很难由他们更高的收入增长来解释。
这两组证据说明，尽管疫情后恩格尔系数上升，但收入肯定不是故事的全部。如果收入不是主要的解释因素，主要原因是什么？一是短期内食品价格的上升。二是疫情带来消费场景的受限，这是和管控政策有关的，可以想象一个极端的例子，比如你就被封在楼里，短期内支出绝大部分就是食品，也正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恩格尔系数的上升来说明中国现在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消费降级。
讲完恩格尔系数之后，我们再看统计局八大类消费品，因为“其他类”我们不太明确主要是什么，我们重点比较这剩下的七大类。见下图。灰色柱状图是今年前三季度的数据，蓝色是疫情前2018年的数据，橙色是2021年的数据，消费占比下降主要有四大类：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这四类中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衣着都是跟消费场景受限以及社交半径缩小直接相关的，这个家庭设备及服务主要跟房地产的下行有关。上升的有什么？有三大类，一类是医疗保健，还有食品，这跟前面恩格尔系数上升是一致的，此外还有居住。
在八大类消费基础上再细分到行业，受拖累的行业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高接触行业，包括文娱、餐饮住宿、批发零售、运输航空。以典型的餐饮为例，一般来说“金九银十”，国庆节等节假日的餐饮表现一般都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看到9月份同比消费是-1.7%，10月份进一步降至-8.1%。第二类受拖累的主要是地产相关的，主要包括家具、建筑与装璜材料、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这些。以家具为例，今年前9个月平均增速是-8.6%，去年全年下来有16%的正增长。
消费的现状：小结
整体而言全年是“类V型”，有点像V型，但回升部分的根基不稳固，从历史看处于低位。
结构性视角，恩格尔系数告诉我们说，疫情后食品消费占比大幅上升，但是这背后不仅仅是收入因素，还有短期内食品价格上升以及防疫政策相关的消费场景受限。
八大类消费品和细分行业告诉我们，下降的是高接触、房地产相关的，上升的有医疗吃住这些。
三、消费疲软的原因：宏观和微观视角下的分析
宏观层面视角：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能不能”和“愿不愿”）
消费能力，重中之重一定是收入。收入有两点，一是疫情后居民收入的增速放缓且持续低于GDP增速。先来看收入增速的绝对水平，下图圈出来的这块是疫情之后的表现，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9年一季度的时候还有5.9%，到2020年二季度下跌到-2%，此后回升，但2021年后又再度急转直下。2022年三季度有一个小幅度回升，但整体还处在历史低位。
相比于收入的绝对水平，我们还要看它的相对水平，即相对于GDP的增速。蓝色线是GDP增速，橙色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灰色柱状图是GDP减去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的变化。在2013年之后，除了2020年3月这一个月，居民收入的增速持续低于GDP增速，这在经济不是很好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特别差的恶性循环。循环怎么发生？低增长，低增长背景下收入增长更低，导致居民有弱预期弱消费，由此进一步强化了低增长的故事。
“能不能”消费，与消费场景受限、社交半径缩小有关。“愿不愿”，主要看消费者的信心，消费的疲软与居民的弱预期尤其是和就业相关的弱预期有关。
下图这三条线分别是消费者对收入、消费意愿和就业的信心指数。可以看到，在疫情之后，有一段时间，2020年-今年一季度，整体看消费者信心还处在较高水平，和疫情发生前没有显著差异。但从今年一季度末，居民信心开始直线下降，下降最多的是红色这条线，即消费者对就业的信心，从三月份的116%大幅下降到四月份的79%。
消费者对收入就业的信心也和就业市场整体情况非常一致，这里展示的是各年龄段的失业率情况。讨论很多的是年轻人（16岁-24岁）的高失业率，在7月份达到接近20%的峰值之后，有所回调，但还是处在较高的位置。
微观（家户）层面视角
我们用一些家户层面的数据发现，现在的收入增速放缓体现在多来源收入上。其中，工薪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加在一起，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占比超过七成。
先看财产性收入，如果是投股市，股市跌跌不休，理财频频爆雷，债市最近又是一波暴跌，可以说今年要投资理财保本都不容易。
财产性收入对当前消费的疲弱有特殊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王湘红老师等基于微观家户数据的发现，把收入分为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分别来看，一是看不同类型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二是收入到底主要用于何种消费，他们发现，边际消费倾向中最高的是财产性收入，并且主要用于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这种需求弹性比较高的消费。而边际消费倾向最低的是工资收入，主要用于居住。这个结果非常符合直觉，比如如果今天我从股市赚了一百，这一定程度上就是意外之财，很有可能会把绝大部分拿来娱乐；但是工资性收入是我最有底、最稳当的这部分收入，我可能把它用于交房租、还房贷。回顾刚刚说到的，今年消费最差的就是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财产性收入对于拉动这部分消费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微观层面的证据。
再看工薪收入。我们借用一个词“压舱石”，工薪收入完全可以说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压舱石”，常年占到六成以上。这个“压舱石”今年的表现是既有近忧，也有远虑。近忧是指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远虑是指长期来看我们发现工薪收入这块压舱石越来越压不住了，并且跑不动了。
我们看看工薪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长期看，在经历了2004年峰值（占比达到76%）之后不断下降，最新数据已经是60%左右。这块“压舱石”越来越难以压得住了。还有是跑不动了，蓝色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整体增速，橙色的是工薪收入的增速，灰色是两者的差值，可以看到2010年以后，工薪收入的增速持续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前面说到人均可支配收入进一步低于GDP增速，工薪收入这块的压舱石既压不住又跑不动，这是很大的问题。
除了不同来源的增速都在放缓之外，还有个很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的恶化，疫情对低收入群体的冲击更大。考虑到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整体而言收入分配的恶化也会进一步抑制消费。疫情对低收入群体冲击的更大，这一点对于城镇和农村都成立，但具体表现又有所不同。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分别考察下城镇和农村里面收入最高20%、中间20%和最低20%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这是一个年度数据。
先看城镇。这里黑色线是城镇整体收入增速，红色线是最高20%收入户的增速，蓝色线是最低20%收入户的增速，黄色线是中间20%收入户的增速。疫情发生在2019年，当年高中低三组的收入增速非常接近，最低组还是略高于其他两组的，最低组是8.08%，剩下两组分别是7.98%和7.61%。但是疫情发生后，情况在2020年发生很大变化，低收入组的增速迅速低至0附近，跌幅接近8个百分点，相比之下中高收入组的跌幅均要小于4个百分点，这表现出当遭受经济的负面冲击的时候，不同收入家庭组抗打击能力是截然不同的。最新2021年的数据显示，低收入组虽然有所回升但还是要低于整体的收入增速。
再看农村。农村表现的形式又不一样，最大的问题是低收入组的变动趋势很不容乐观，可以看到在疫情发生后直线下降，目前仍没有得以扭转。相比之下中高收入组从2020年开始增速已经回升。
说完增速再看看收入绝对水平的比较。我们用来考察收入差距的指标，就是最高20%收入户的收入除最低20%收入户的情况。黄色的是农村，蓝色的是城镇，疫情后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尤其是农村，由疫情前的8.5%上升到了8.9%。还有一点，疫情打断了此前从2016年开始农村收入分配在改善的大趋势。
接下来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次疫情对低收入群体产生更大的冲击呢？与这个问题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它和以往我们遇到的经济衰退有何不同？这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1。行业冲击。以往如果是经济衰退的时候，最先遭受打击的往往是制造业，因为制造业的经济周期性更强。但这次疫情不同，它主要冲击服务业，并且是高接触类服务业。在这一类高接触类服务业中聚集了大量的低技能、低收入群体。
2。此次新冠疫情具备双重属性。有别于以往大流行病，比如黑死病、祸乱、天花、非典、H1N1流感，新冠疫情不仅仅是卫生危机还是经济衰退，两者都会促进自动化，这个过程对低收入群体的打击也会更大。流行病促进自动化很容易理解，接触少了就用机器替代人。经济衰退，对低技能低收入群体有更大的打击，每次大的经济衰退事后看都会成为孕育技术进步的很重要的土壤，比如美国大萧条之后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流水线的应用。疫情期间大规模推动居家办公，毫无疑问低收入群体更难以实现居家办公。美国一份研究发现，在美国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3-7月份，不可居家办公者的失业率是可居家群体的3倍。
四、对消费的未来判断
疫情早晚会过去，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问题的短期性和长期性。短期和长期之间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它主要说的是这个因素会不会随着疫情消退较快结束，如果可以就称之为短期问题，这样的一些问题尽管当前很严峻，但只要疫情逐渐得以控制，它就能够较好地解决。相比之下更需要关注的是一些长期问题，也就是即便疫情消退之后还会长期留下来的问题。
这中间相对短期的问题是接触风险和社交半径短带来的消费疲弱，预计随着疫情管控的更加精细化和疫情逐渐得到控制这个问题会较好的解决。再就是居家办公的普及给低收入群体带来的更大冲击。
最需要政策关注的长期问题，也就是疫情消退后可能长期影响消费的因素有哪些？一是收入和信心的问题，二是收入分配的恶化问题，三是中小企业的退出和自动化替代，这些可能都是不可逆的过程，是最需要政策关注的。
五、政策建议
1、重中之重，一定要提高疫情防控精准性，畅通经济循环。无论是接触类消费疲弱还是居民消费增速的放缓，都有赖于疫情防控政策的精准性。
2、拉动消费的根本在于收入和预期的改善，为了达到这一效果，可以出台一系列“以工代赈”的项目，以及部分标志性大项目以提升就业及市场预期。
3、各部门应尽快出台有针对性的行业政策。在这个时点，泛泛的促消费的政策是没有什么用的，一定要针对行业、有针对性。比如针对现在表现最不好的文娱旅游、交通通信、家用设备。对家用设备行业，是否可以更多推行绿色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对通信行业是否可以考虑进一步降低上网资费来促进消费。这些是可供参考的思路。
4、货币政策，在当前的时点宽松货币政策应该是利大于弊。首先说利，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成本的好处显而易见；再来看在收入差距上作用，在疫情后，城镇和农村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的恶化，我自己的一篇研究发现，宽松货币政策对于缩小收入差距非常重要，并且主要渠道是宽松货币政策下保就业的效果，并且主要是就业稳定性差的群体，这是在缩小收入差距上的积极作用。
相比之下可能的弊端有哪些？首先在收入分配这块，有文献说宽松货币政策也有可能会恶化收入分配，主要机制是和财产相关的渠道，如果货币政策比较宽松，富人可能会更多在财产上获益，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在宽松货币政策下并没有发现富人获得更多的财产收益。二是可能会有通货膨胀问题，但是这一点如果现在放眼看全球，在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通货膨胀最不严重，这是我们非常宝贵的政策空间，这个政策空间该用的时候就要用，现在可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该用的时刻。三是短期现实的考虑，可能有汇率贬值和资本外逃的担忧，这些短期看可能是成立的，但是相信从长期来看，无论是人民币币值还是国际资本的流向，更看重的还是中国长期增长的预期。举个例子，2015年-2018年时，当时美联储9次加息，其中我国央行仅仅只有3次跟随加息，但没有产生大的波动，中国经济完全有能力实现更加独立的货币政策。
5、至于消费券，我对它的想法还不是特别成熟，我能做的就是把现有发现梳理一下。
最重要的是问题是，消费券的效果到底如何？我们认为效果还是挺强的，边际消费倾向大致介于50-80%之间，发10元的消费券大致能够拉动消费5-8元，这里有三组现实的典型案例。
一是新加坡，在2008年发行了折合人民币大约90亿元的红包，摊到每个人头上是1500-2000元人民币，最终实现边际消费倾向80%。二是中国香港的案例，2021年对所有有永居证的市民发放5000港币消费券。香港中文大学宋铮教授等人发现，边际消费倾向也是在80%作用。中国内地也有研究，西南财经大学甘犁教授等基于疫情期间发放的消费券研究发现，边际消费倾向大约在50%左右。
第二，多久能产生效果？强且快，这个时效以周为单位。以香港的案例为例，第一轮消费券2000港币发下去之后，拿到消费券的这些人平均多增加了600多港币的消费。第二轮消费券发下去之后，拿到消费券的群体当周消费就增加了900多港币。整体而言消费券发放下去，一个月内消费增长可以占到消费券价值的一半。
第三，所需规模多大？一个观点认为太小小打小闹没有什么用，对中国内地所需规模大概在万亿级别。
怎么做？最重要的问题是钱怎么筹？鉴于地方政府财政比较吃紧，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法是不是中央先筹资，再分配到地方。发放对象要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发放的渠道，考虑到中国数字化的优势，可以考虑的是个税申报系统、社保系统包括京东在内这些大型的电商平台。
说完现有研究的发现，我谈一下它可能潜在的问题。
一是对其他消费存在替代和挤出效应，这个问题相对而言不是那么严重，更严重的是在操作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进一步扩大城市农村、线上线下不同群体间不公平的现象。以现在呼声很高的个税申报系统为例，这个系统面向的是个人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群体，这个群体按照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的说法仅占就业人口中的14%，如果通过这个渠道发消费券，很有可能造成进一步不公平的现象。
二是消费券从最终实施落地的效果来看，很多是发到了商场里的企业，像北京也发过消费券，发到了大商场里的星巴克、海底捞，但真正最需要消费券的可能是街边的小店，就是你买点包子馒头或者外卖骑手凑和吃顿饭的小店，但它们恰恰没有拿到。
说完了我对消费券的担忧之外，经济学经常说的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就说“另一方面”。尽管它可能存在问题，但必须明白当下没有任何万全的政策，如果不发放消费券，那做什么？是做补贴企业的政策吗，那也可能存在非常严重的不公，哪些企业补贴哪些企业不补贴，这里也存在不公平的现象，甚至有可能产生产能过剩“僵尸”企业的问题。
6、企业层面，建议应该兼顾长期和短期目标。短期无疑是要生存下来，疫情发生三年有余，所有的企业都在积极调整适应，线下就餐不方便，就有了越来越多的预制菜，还有上门做菜的服务。现在旅游出省不容易，以北京为例就有越来越多的北京周边的精品短途游的项目。
未来无论是企业，包括学校在做规划的时候，应该要考虑到新冠疫情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公共卫生危机，做规划的时候应该看得更加长远，包括在建学校、建厂房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更好的新风系统，是不是应该考虑有一些关键时刻能够转化的隔离空间，宿舍就餐区是不是有可适应单人的隔间，这都是要考虑的事情。
最后我们说一说长期的事情，“风物长宜放眼量”，冬天终将过去，企业还是要苦练内功，尽管现在说消费不太行，但存在另外一个现实，中国消费者还是在大量的购买一些国外的商品。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11月4日发表文章 ，《“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的结合起来》，提到，现在大部分领域“有没有”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主要的问题是好不好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来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他给出一个判断，经济发展最终还要靠供给推动，并且是好的供给。从长期来看是供给创造需求，有真正优质的产品就可以创造出需求。同时，文章中也点出了几个有需求、但未得到有效满足的领域，包括优质品牌商品、育幼养老、健康文化、研发设计、绿色生态等等。
电商的数据也能给我们展示出一些新趋势，京东数据显示，2017年到2021年消费占比增加最明显的是精神消费、健康消费、绿色消费、智能消费、服务消费。还有一个数据就是在成交额前十名的品牌中，中国国货占比从2017年的60%稳步提升到2021年的90%，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信号。横向比较，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消费占比还是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说明从长远看中国的消费潜力是巨大的，并且中国的大市场是其他国家很难有的优势。同时从京东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消费者在追求高品质的道路上的步伐从未止步，这方面中国企业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