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今年春天之前，中年老板任杰原本打算开启新的人生——新的厂房已租，新的平台也搭建好了。他从安徽农村扎根上海，创业7年，这个新计划占据了过去整整两年。
三月底，当他怀着信心往更高的台阶迈步时，阶梯骤然断裂——投资人撤走，他开始背负亏损、员工人心涣散，以及更多不可预知的损失。
据相关研究中心数据，2022年一季度，全国小微经营者经营水平为自2020年三季度观测以来的最低点，遭遇营业收入、现金流维持时长以及利润率等“三降”问题，处于步履维艰的境地。
上海这座常住人口接近2500万的超级城市里，有超过150万的小微企业主。过去的几十天，在复工复产“白名单”之外，不少老板像任杰一样，与艰难的资金周转、难以取舍的员工裁撤、账目上每天都在消失的数字，以及日益消磨掉的信心自处。
正如任杰不敢对家人提起目前生意的种种，在诸多艰难的故事里，绝大多数人拒绝讲述，那其中包裹着某种逃避和耻感。他们也在反复自救中保存期望。
文 | 张雅丽
编辑|毛翊君
坏消息
5月18日下午两点，带着价值58万元的半导体设备，任杰的面包车开上高速，出了上海，往2000多公里外的成都驶去。
距离3月28日上海封控，已经过去45天。出发前，经过层层审批，车里的两位同事显得有些兴奋，但对任杰来说，心情最波动的时候已经过去。
三月底之前，33岁的任杰还是个雄心勃勃的小微企业老板，习惯穿休闲立体的西装，头发往后整齐地梳着，看上去精明又体面。他从合肥农村来到上海，经过7年创业起伏，在浦东新区租有一片1200平的厂房，生产非标定制的自动化设备，是28名员工的老板。他还在上海买了房，成为村里数一数二的骄傲。
工厂停工快一个月，4月末，终于迎来一个来之不易的订单——成都一家半导体设备研究院定了批设备。为了赶工，任杰穿上无袖背心，光着手臂，跟工人一起在车间里拧螺丝。
5月12日上海下了雨，有些阴冷，坏消息一早传来——隔壁厂一位女员工的女儿抗原检测两道杠。下午，她被作为密接带去隔离。任杰隐隐感觉不妙，他们所在的工业园区4000平方，包括他公司在内共三家工厂。他们和隔壁工厂的办公室一墙之隔，女员工那天上班的时候，从任杰的办公室门口经过，在楼道里上上下下。
如果自己和工人们阳了，任杰要直面的是7天甚至更久的停工。这让他感到头疼，在脑子里算了一笔账：每个月的员工工资、社保和公积金将近35万，没有疫情时，月产出效益200万左右，利润将近30万；停工后，逐渐进入亏损。
园区门口很快搭起了帐篷，门被竹竿封住。任杰觉得自己像在笼子里的鸡，对未来毫无把控。过去一个多月，他和员工一直小心防范，现在一切努力似乎化为泡影。
三月底听说要封控时，任杰开着车就往厂里奔，车里备着被子和抱枕。他的念头很简单，守在厂里，稍微动一次工，也能减少一些损失——很多订单都面临无法如期交付，常有客户打来电话，要把十几万的订单退掉。
一开始的消息是封5天。厂里当时有4个人，立刻买了两台冰箱和七八百块的物资。任杰把办公室给了员工，自己睡在车里，把后排车座放倒，脚塞进后备箱。直到隔壁厂员工可能阳了的消息传来这天，像一颗石子投进湖里，影响一圈套着一圈。
眼下最急的，是那批成都客户定制的半导体设备，已经赶工做好了，就等着运走。这是过去40多天里唯一做的货。四月下旬，有企业复工白名单出来，但像任杰这样的小微企业想要复工，可能在第三、四批了。他接了这笔价值58万的订单，把厂子的门关起来，尽量安静，偷偷赶了一周。
他想着，5月5日之后可能迎来解封，按这样的时间推算，四月末完工，人员5月10日左右送过去，隔离7天刚好赶上接货时间。但现在，不能出园区，这个计划完了。
为了能如期交货，大家推演了很多办法，都不太可行。最终，任杰决定把它放在园区门口，在货物旁边装上了摄像头，盖上了雨布，打算之后再想办法运走。
还有更棘手的问题。一个合作4年的光伏行业大客户，订单占整个公司收入的70%，现在很有可能流失。任杰只能实话实说，希望对方可以延期收货。在客户商讨的半小时中，推演了最坏的结果。庆幸的是，对方没有取消订单。他们也被封在家里，表示理解，还让任杰注意安全。
成为“上海人”
去成都的前一天，任杰在朋友圈写：“曾经认为的骄傲，如今让我无奈的（地）笑了，嗯，今晚你们吃什么？”配图里，他举着一块只剩一口的面包，背景是空无一人的厂区。
在村里多数同龄人进入到中专大专的时候，他头脑活络，自觉运气好，特招到大连一所普通本科，学机电一体化。2009年，他带着雄心来到全国工业最发达的城市上海。
这里影响着任杰关于财富和阶层的认识。他应聘到当时的半导体头部企业，一线技术员基本工资是960元，他能拿到3300元，觉得钱多得花不完。“我喜欢这灯红酒绿。”在上海的街道上，他感受到未曾见过的繁华。下班回家时，他常幻想拥有自己的车，“八万的，十几万的，几十万的，总有一辆属于我。”
同事多是专业领域的博士，不少来自中科院、国外等高端平台，他感觉自己进入到了一个高端圈层。第一次被领导带去出差时，任杰听见大家在饭桌上谈论经济形势、时下的项目。2015年，他带着积累了5年的人脉，决定辞职创业。“就是自命不凡。”他拿出几十万积蓄，招了4个人，在浦东新区一个离家往返100公里的地方租了厂区，500平米的厂房一年只用7万元。
在任杰看来，厂里的自动化设备谈不上高端，可替代性高。那几年为了站稳脚跟，他每天早上五六点出门，夜里十一二点回家，全国各地到处跑业务。
2016年，他被人骗走一百万。用他的话说，“那是从零到零的时候，还没投入太多成本，也没那么多后顾之忧。”现在，员工从4个人变成了28个，规模在不断扩大，甚至2020年武汉疫情时，他也能找到订单，生产口罩机，自称单月进账几百万。
直到过去几十天，“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每当一个人待在车里，这个念头就在任杰脑子里反复出现。他想过回到安徽老家，或者去任何一座北上广深以外的城市，“都能比现在过得舒适”。
但另一个声音会出现：那28个家庭怎么办？我的家怎么办？在上海的房子怎么办？孩子上学怎么办？
任杰的房子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和迪士尼附近，280万，离市区很远，但起码证明他在上海有家了。以任杰在上海十几年的生活经验来看，获得尊重的方式很一维：有房子。但几年前，他还是先把买房的钱掷进了创业的盘子里，直到去年才拥有“家”。他感觉，外地人的标签被逐渐隐去。
但现在，账上只剩五月的工资。任杰已经动了念头，“实在不行，房子什么的七七八八都卖掉”。与虚无缥缈的尊重相比，更直接的影响是，孩子无法继续在上海读书，要举家迁移。
“这是底线。”不到最后的时刻，没有任何一个创业者会卖掉房子，任杰说。最初，他和爱人在上海租房子的时候，连一台空调的处置权都显得被动。谁会愿意放弃掉这努力得来的尊严和安全感。
类似的处境也在上海周边城市蔓延。近来，有位江西的会展业老板计划要到上海开分公司，找好了合作伙伴，原本预计在3-6月的旺季里大干一场。这是主要依托一线城市的行业，上海业务占据他公司总业务的百分之六七十，而现在他账面只够再撑两个月。
他身边不断传来消息：一个同行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把去年的利润全吐出来了；周围有两家小公司倒了；当地很多车企处于半停工状态，因为一辆车大概需要30-40块芯片，供应渠道都来自上海。五月的一个雨夜，他拾起老本行，给中学生做家教，一节课500元。
四月中旬，任杰开始想办法自救。他先是发了一条微博，希望被人看到，结果没有。他又想，在这个地方待了5年，有一些人脉，想通过这些渠道捐赠抗疫医疗物资，来获取通行证，从而运输货物，但也未果。
隔壁厂出现阳性病例那一天，任杰听到的声音是：在这期间，你们不应该在这里。
“无底洞”
对于在上海的很多小微企业老板来说，疫情带来的变动中，最先松动的是人心。
4月7日下午，一位已经谈好的投资人给任杰发微信表明：很不好意思，项目基本不往下走了。
为了走向行业的高端，在过去的两年，任杰开始筹备跨越到一个新平台。他跑各地拜访了七八位投资人，甚至冒然给中微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发了封邮件，在那之前，他只远远见过这位他眼中的“顶级高管”。在这些努力下，最终才谈到现在的台湾投资人。
今年春天之前，一切都已就绪——厂房、办公场地租了，设计师也请好了。二月，投资人到达了上海，经过14加7天的隔离，才待了一周，又开始新一轮隔离。终于，在4月7日，任杰收到这位投资人的微信，大意是上海疫情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损失像个无底洞，合作不再继续。
在这之后半个多月，任杰还在挣扎。对方只要发一句消息，他就抓紧机会聊，希望给到积极的信号。就这样，到4月26日合作还是被彻底终止。
那段时间松动了一些，任杰呼吁兄弟们来厂里生产自救。他在群里发出消息，有人立刻响应，说在家快憋疯了；有跟了他4年的老员工说，即便翻墙也来；还有女员工反复说想来，但被他劝住了，说厂里条件艰苦，男女混住不方便。但也有人直接说“怕死”，给多少钱都来不了。一个员工拿着公司开的返乡证明回了老家。电话里，他告诉任杰，老婆生孩子了需要陪，实际上，他连婚都还没结。最终28个员工，只来了12个人。
“人之常情，我可以理解，但觉得受到了伤害。”任杰说。
同在上海的杨灿在这两个月辞掉了10个员工，仅有的三间办公室，退掉了一间。她从2014年开始和同学一起创业，做贸易供应链，原本13个人的公司，现在只剩下她和同学、财务。
压力是可以被量化的：按上海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要支付11名员工月工资28500元，缴纳社保费25800元，房租每月13000元，物业费每月1200元……一个月的固定支出将近7万元。
今年春节以后，杨灿就意识到情况不太好。她注意到，物流公司越来越无法保证运作，就算运到了当地也无法卸，只能再运回来。在这期间，一家长期合作的物流公司直接关闭了。
最初，杨灿得到的消息是4月5日解封，所以她没有把所有文件都带回家，导致4月无法正常开具发票，资金流转困难。
公司业务下滑，杨灿和同学商量可能要减员。四月初，两人考虑只减少1-2名业务人员。但决定在四月中旬被改变，因为迟迟没有解封，他们从6人裁到了10人。最终，公司只剩下3人。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杨灿和同学讨论了很多次，公司员工年龄基本上在25-40岁之间，裁掉的多数是家庭负担相对小的员工，包括跟她关系很好的助理。
4月10-15日，杨灿挨个打电话通知。一个行政女孩情绪失控了。她27岁，四川人，一个人在上海，生存完全靠自己，刚和上海男朋友分手。杨灿理解她，个人又补偿了一部分，可以保证她3-4个月不出现经济问题。另一个业务岗的同事也发了脾气，他接近40岁，有家有孩子，大专学历，再就业也难。也有人请求不要辞退，可以拿最低工资，也不要交社保，但杨灿咬咬牙拒绝了。即便如此，她说后来公司还是赔付了大约18万的违约补偿金。
过去杨灿也谈过辞退，但这是最累的一次。“我知道员工什么都没做错，但是他们的工作没了。”
四月末，公司账面的全部资金是41482.09元。但令杨灿感到惊讶，同学后来又打了些钱进公司账户——那是他借来的。
不是钱的事
车在高速上行驶了一天半之后，任杰和两个同事抵达了成都，隔离结束后，他们要到客户那里去完成设备装配。在成都的情况，仍然让任杰感到崩溃。他即将开始的是7天酒店集中隔离和7天居家隔离。酒店要每人每天自费430—500元，一周下来，三个人的费用超过9000块，需要他和公司来承担。
对任杰来说，与失去财富相比，更重要的是“人生道路不再清晰了”。他现在感到迷茫，原本拥有了一些东西，并且从2015年开始，他就把时间和经历都放在这上面。
“一飞冲天。”如果三月那个台湾投资人的项目顺利的话，任杰这样形容自己即将迎来的新人生阶段。他看上去离自己定义的“成功”很近了。谈到损失，任杰反复说：不是钱的事，这个损失是看不见的。
“创业没有回头路。”他有些后悔，如果没有创业的话，在老东家继续做下去，可能会拿到超过200万甚至更多的股票，买房的愿望也能更早地达成。原本，在2015年之前，在上海房价还有1万多/平的时候，他在买房和创业中选择了后者。
网上有人评论：你们这些小老板就像资本家，赚钱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们哭。在任杰的反应里，自己是老板，但只是一个实体经济的小老板，利润不大，带着工人们一单一单地干。
现实让任杰这样的小微企业老板感到委屈，“谁来管我们呢？只能自己抽自己嘴巴。我也是人啊。”夜里常是他感到迷茫的时候，除了塞上耳机听一些经济学畅销书，别无他法。
在国家目前出台的纾困扶持政策中，承租上海市国有企业房屋的小微企业可以免除今年3个月租金。任杰租的工业园是民营的，一整年的厂房租金需要50万。这意味着，没开工的四月，他损失了房租41000元。任杰房东的公司也在这个园区中，五月要交新一年房租了，对方并没有来催租，“催也没用，谁都想把损失降到最低。”
根据上海市市监局数据，2021年年末的小微企业将近150万户。而今年4月22日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了3月底“抗疫助企21条”的落地情况，其中“国有企业房租减免共涉及超过8万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任杰和他的房东在这8万余小微企业主之外。
现在，任杰和杨灿都有所改变。重新面对用人等方面的决策时，杨灿变得更为谨慎。她不再敢任用正式员工，坦言可能会招聘一两个实习生来帮忙，但“我对于增加成本的事，目前都抱持最大的谨慎态度。”
原本，任杰有很多新的打算：今年换一个更大的厂房；投资人走了就自己投资，瞒着家里人把房子抵押出去……如今，他暂时中止了这些，“更认清了自己。”
（为保护隐私，文中杨灿为化名）
原标题：上海小微企业主：从外地农村起家 现每月亏损 想过卖房举家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