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电影业遭遇过的最寒冷的80天。
如果从2009年华谊兄弟上市，中国诞生影视第一股算起。中国电影业划出了一条完美的抛物线，而现在处于抛物线的底部。
“我认为这次疫情给行业带来了特别大的冲击，现在到了一个事关整个行业危急存亡的时刻”，一周前举办的“电影行业应对疫情影响”专题网络会议上，陈思诚以导演身份说出了这番话。屏幕上，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万达影视集团总裁曾茂军、北京文化董事长宋歌同样面露难色。中国电影业半壁江山的负责人“坐”到一起，没能探讨出电影行业的自救方案。
80天前，全国数万家影院没能迎来预想中火爆的春节档，而是一张张闭店通知单。大年初一当天，电影大盘迅速收窄至100万元以下，相比之下，去年这一数字是14.58亿元。“退票退到手抽筋”，影院经理王琛告诉《财经天下》周刊，据票务平台数据，春节档预售票房原本突破了4亿元，最后又悉数返还给了观众。
电影院之外，整个电影产业链的影响在一个月后开始突显。做电影宣发的杨晶说，2月抵京居家隔离后，她第一时间给房东交了房租。她对这笔支出印象特别深刻。当时，碍于公司业务停摆，老板告知所有人当月只能发放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最后折合下来只有1500元左右，“这连房租都不够”。
拿仅有的存款交了房租，杨晶进入了待岗状态，“找新工作更难，大家上来就先压你的工资。我意识到这个时候换工作是不科学的”。
进入4月，头部院线的耐心也逐渐耗尽，裁员成了当下的主要任务。其中，做高端院线业务的CGV裁员比例高达30%。
据天眼查显示，截至2020年3月，全国共有2263家影院类企业注销。“春节档所有电影宣布撤档的当天，一些下沉市场的小影院就直接宣布倒闭了”，一位影院投资人向《财经天下》周刊透露，“有些连锁大影院的现金流足够撑到5月，但开业时间遥遥无期，只得裁员节流”。
影院没有好消息
每天下午，王琛都会到离家2公里外的影院看看，这家开在北京郊区核心商圈的电影院拥有8个影厅，1300个座位，在生意最旺的春节档，常常一票难求。但今年除夕以来，电影院的人流不复往昔，每天只有1-2个员工来值班，做日常的消杀工作。作为影院负责人，王琛偶尔也要开一下设备，因为担心“太久不动对设备也会有损”。
从2月开始，王琛每个月的工资只剩1484元，为了维持生活一直在花之前的积蓄。此刻，他的老板比他还要焦虑，类似王琛所在的这家影院，这位老板在全国还有几十家。
电影院在中国算不上多么赚钱的生意。据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统计，截至2019年，中国共有电影院线47条，格局分散，电影院总数约12000家。十年来，万达院线一直霸占着龙头的位置，2018年财报中显示，万达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13.5%，直营影院数量达到了541家。2018年，万达电影的收入达到了90.68亿，净利润只有12.94亿元，其中毛利率最高的部分是爆米花和饮品的销售。
同样以电影放映业务为主要收入的横店影视也在不久前发布了2019年财报，其中电影放映部分的收入为20.62亿元，但并没赚钱，营业成本达到了21.58亿元，导致放映业务实现亏损。
“影院开业的时候，除了放映收入，还可以有卖品和广告收入，而且后两者更加赚钱，但现在不开业，进账为零，只能一直消耗现有资金。”王琛告诉《财经天下》周刊。
2月，得知影院短期无法开业后，包括王琛在内的全国多家影院的业务人员就一直在清库存，把积压的卖品要么退回，要么进行网上售卖。但排队退货的人太多，大多不了了之，而在网上售卖的产品仅有饮料和爆米花等，卖品种类有限，售价也不低，售卖效果不好，还遭到了消费者的吐槽。
“后来我把一些商品低价转售给了同楼层的其它餐饮商户，能回一点钱是一点吧”，这点钱对王琛顶多算是心理安慰。因为影院的成本主要是房租和人员工资，清理爆米花库存回笼的这点收入真是杯水车薪。
王琛说，自己所在影院的物业成本每个月在30万元上下。他听说一些国有物业中的影院这几个月房租全免，感到十分羡慕。他的影院开在商场里，目前还没有免房租的消息。
目前，除了自持物业的万达，多位采访对象表示，全国各大影院在1月大多能给员工发放100%的薪资，但从2月开始，包括横店影视、大地院线在内的多家公司已经对员工进行待岗处理，待岗工资为当地最低工资的70%-80%。
“老板现在每个月净亏上千万元，他之前跟我们说估计可以撑个两三个月。”王琛说不会这个时候离开，他是从检票员、放映员一路做到了经理，尽管最近影院走了不少人，但王琛决定撑到最后。“小的院线公司正在对市场失去信心，撑到最后的人也有机会成为行业的整合者”。
3月中旬以来，有关疫情的好消息越来越多，全国多地新增病例持续清零。那几天王琛心情也越来越明朗，他甚至觉得，或许过不了几天，影院就能再度开张了。当时，西藏等地已有零星影院开始营业，虽然全国单日票房只有几万元。
北京也下发了电影院开业的指导意见。虽然他看到网络上很多人在声讨影院不该在这个时候出来添乱，王琛还是认真的做好消杀，等待开业。
这一时期，华夏电影寄来了一些老片重映的电影拷贝，“这代表至少能看到重新开业的希望”。但登记接收拷贝人员信息时，王琛还是谨慎地把自己的名字填了上去，因为他不确定未来其他人会不会离职。
打击渗透到全行业
今年初，博纳正在筹备一部大投入影片《冰雪长津湖》，因为疫情叫停了剧组拍摄，1800人滞留在了丹东，直接损失合计1.5亿元。这部需要大量雪景场景的电影，耽误了最佳拍摄期，只能等到次年的冬天再启动。“制作与上映计划全部打乱”，于冬说，即便如此，博纳没有拖欠被困剧组的工资。
电影制作公司的日子也不比影院好过。实际上，3月以来，博纳已经开始调整计划，位于北京总部的员工基本停工，项目停摆，员工发放半薪。北京文化没怎么给员工减薪水，但是裁员计划已经悄然展开。
另一边，因为自持物业，免去了房租成本，万达电影稍稍松了口气，“目前我没有收到任何消息，项目已经全面停了”，一位万达电影员工告诉《财经天下》周刊，自己也很担心减薪裁员，“说不定哪天就会收到公司通知”。
2019年5月，因收购万达影视，万达电影计提商誉减值预计达到45亿到55亿元，当年度万达影视上映影片少，且票房不及预期，未能达成业绩。因业绩压力巨大，过去一年里，万达影视已有3位高管离职，“在万达，业绩是铁律，完不成就走人”。
叱咤房地产行业的老兵，搞不定充满不确定性的电影行业。与高度商业化的好莱坞相比，年轻的中国电影业既缺乏成熟的制度，也欠缺专业度，在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冲击下，更加显得不堪一击。相比较之下，大洋彼岸的迪士尼也遭遇了疫情的冲击，但下半年的电影储备充裕，且旗下流媒体平台Disney+在此时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收入表现正在逐步爬升。
4月以来，编剧被看作是电影业上游唯一能开工的团队，但现实情况是，考虑到疫情增加的不确定性，多数投资人收手，大量编剧团队没有收入。与工会与协会制度森严的好莱坞相比，在中国做电影没有任何限制与保障，在美国数十万电影从业者、上百个工种中，每一个工种都可以在工会的庇护下保障他们的权益。“我们这边，只能自顾自”，一位独立制片人告诉《财经天下》周刊，“大难临头大家只能自保，赚钱的还在赚，不赚钱的只能自求多福”。
作为电影产业链中最底层的一环，宣发类的公司赚得通常都是辛苦钱，拿少额的代理费，只有极其头部或者资源强势的宣发公司才能进行票房的分账。在面对疫情时，宣发类公司犹如炮灰，杨晶所在企业的电影发行和宣传业务，目前已经全面停摆。“老板要求我们待岗，只能拿待岗工资”。
杨晶3月初刚从老家返回北京，度过了14天隔离期，但上班的日子却遥遥无期。“拿之前的积蓄刚交了房租，现在手里就剩几百块钱了”，即便如此，杨晶并不打算回老家。“我现在宅在家里看电影、学习，每天都坚持看英文小说，最近刚把学车的APP下载回来，继续看科目一，等驾校复工了，就去把驾照先考了”，对杨晶而言，工作虽然不顺利，但时间不能就这么浪费。
过去半个月，杨晶投了四五个岗位，有的在视频面试之后没有了下文，也有的开出了远低于目前的薪水，让杨晶立刻打消了换工作的念头。最后，杨晶干脆申请了北京社区的志愿者，“虽然没有收入，也比现在闲着有价值”。
杨晶觉得自己也可能要转行了，她的室友上个月就已经转行干别的了，“来电影行业的人，都是抱着理想的，宣发更容易上手，但也更容易被取代”。近几年字节跳动、淘票票等互联网平台对宣发业务跃跃欲试，坐拥抖音、今日头条等宣发阵地，掌握着数据和用户，在花钱更加谨慎的制片方看来，跟这些平台合作可以降低风险，而依靠经验、同时花销并不透明的传统宣发公司正在失去价值。
现在杨晶偶尔出门采购生活必需品，饮食基本自己在家解决，其余一切花销全部砍掉。唯一让她焦虑的就是房租，“非典的时候我还在读小学，什么感觉也没有，现在自己年近30岁撞上了新冠，或许每代人都需要受一次冲击”。
和宣发相比，电影投资算是站在行业的顶端。在一家电影投资公司工作的王杉说，因为这几年电影投资回报不佳，实际上老板也没有多少积蓄。2月初，他就收到了公司人力资源部发的全员邮件，老板在邮件中期望员工可以主动申请在疫情期间降薪，与公司共渡难关。尽管有些愤怒，但王杉最终还是已接受了这一事实，“人们可能对电影投资也有一些误解，电影投资动辄几个亿，却不知道这是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公司一块凑的，最后票房投资方只能拿不到三分之一，还得当初凑钱的十几家一起分，分到手的钱能有多少呢？”
一个月后，公司开启轮流到岗模式，年后刚刚回公司复工的王杉才发现同部门的同事竟然被裁掉了，“先是降薪，后是裁员，过去这一个月，变化真是来的太快了”。
等不来的新片，加速入场的流媒体
2020开年不过三个月，全国已有两千余家影院类企业注销。各个城市影院群里哀嚎一片，曾经试图开业的影城，也因为买票的人太少，一场电影放映下来加上电费、人工费，还要赔上不少。
截至3月25日，全国共复工影院528家，全国单日总票房一直徘徊在两三万，巅峰日期突破过10万，这一天全国买票人数只有三千多人。这在过去正常时期，还比不过一家影院的票房，更有不少开业影院无人买票。
“复工之后还要加上水电、消杀成本，员工的薪资也要增加一部分，”王琛表示，一算下来，开业确实不如不开。
不过，很快他就不需要再纠结。3月27日晚间，国家电影局紧急给各影城发放了通知，“所有影院暂不复业，已复业的立即暂停营业，所有复业时间等国家电影局通知”。
此后两周内，院线群里一直在密切关注各类消息。“但等来的都是坏消息，4月初官方再次表明，全国娱乐场所不得营业，哪怕是新疆、青海这些连续无新增的低风险区域也不得开业”。
在社交媒体上，制片人关雅荻等人发起了“拯救中国电影院”话题，导演张小北在这一呼吁中表示，“即使在号称影视寒冬的2019年，中国电影行业都还没到需要严肃讨论拯救电影院的地步，结果转眼全世界电影行业都在苦苦思索如何拯救电影院”。
陈思诚则把内容与影院的关系形容为“鱼跟水的关系”，“没有水我们鱼是没地方游的，很多影院确实生存非常艰难”。
与此同时，一些亦正亦邪的角色正在对电影业抛出橄榄枝。自2009年华谊首度登陆A股市场以来，中国电影行业经历了飞跃式的十年。2012年，一部《泰囧》让资本嗅到了电影一本万利的嗜血机会，此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自各行各业的热钱进入。2016年，电影行业的泡沫达到了历史峰值，此后，戳破泡沫后的电影行业掐断了资金的来源。
失去资本活水的电影业只能投入互联网的怀抱，但也充满风险。今年大年初一时，原定于院线上映的电影《囧妈》率先在互联网平台免费播映的举动，就给了电影行业当头棒喝。
作为春节档影片《唐人街探案3》的导演，陈思诚说，现在互联网播放终端（对行业）的改变，担心未来人们对于电影这种文化形式的需求是否还抱有热忱。《囧妈》最初在互联网平台上映的举动引发了行业内的众怒，但两个月后再来看，对比业内其它人的囧境，《囧妈》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对此，原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称，变革可以有，但本质上还是要以电影出发，要让互联网成为增量，而不是本末倒置。
相比于中国市场的个例，海外电影巨头对于流媒体的策略更加清晰，环球影业、华纳兄弟、索尼哥伦比亚等多家电影公司均把旗下的院线新片搬到了流媒体之上，尽快回笼资金，迪士尼也选择了将《星球大战9》放在旗下流媒体平台Disney+上线。这些选择在流媒体上映的影片多数以中小成本为主，迪士尼投资的《花木兰》《黑寡妇》等多部大成本影片目前仍旧将院线作为第一选择，因此推迟了上映日期。
这对国内的影院也成了坏消息，进口片曾经是各大院线回暖的希望，但如今随着全球疫情爆发，好莱坞停摆，新片引进计划也全面搁置，王琛认为，“现在国内的影院太缺乏信心了，一边是开业日期遥遥无期，另一边我们看不到可以让人们下决心来电影院看的好电影”。
王琛表示，老片重映对于人们的吸引力不足。即便等到影院可以开业了，人们也有可能因为担心封闭空间的风险，而选择暂时不去电影院，“这个信心建立的过程是很漫长的“。
4月初，原本在线下展开的院线新片推介活动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线上推介会，成了为数不多可以给院线打气的活动。
“很多今年要上映的影片没有机会跟观众见面，线下北京电影节这类推介活动也取消了，等于沟通的桥梁断了，我们灯塔学院本来也在做知识分享型的公开课，最近一期就邀请了路阳导演，在分享以往作品经验的同时，也对明年春节档要上映的影片《刺杀小说家》做了初步的宣传”，阿里影业灯塔首席科学家易宗婷认为，未来线上推介会将逐步成为常态化运营。
电影业已经不再允许花钱大手大脚，甚至更加谨慎。制片人老李向《财经天下》周刊透露，“原本春节后有几个新剧本要启动，但看到目前业内的状态，投资人一改此前的态度，答应给的钱也不给了”。
也有人抱怨，同在中国电影业这条大船上，大部分人还在各顾各的，“能赚钱的还在赚，疫情期间，我们不期望你们能给电影行业捐钱，但是捐点剧本也不行吗？好歹要把行业激活”，老李本来计划公开呼吁互助自求，但最终还是没有这样做，“这个行业太可怜了，真的太脆弱了，不堪一击”。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琛、杨晶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