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唯一的P4生物安全实验室所在地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近日卷入了“新冠病毒源头”风波。
该研究所的石正丽研究员率领的团队是蝙蝠病毒研究领域的权威，也是中国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病毒的源头攻克团队。然而，随着疫情的进展，“实验室病毒泄漏”、“人为制造新病毒”等流言开始笼罩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及石正丽等人身上。
2月2日下午，石正丽在朋友圈回应：“2019新型冠状病毒是大自然给人类不文明生活习惯的惩罚，我石正丽用我的生命担保，和实验室没有关系。”石正丽曾经的合作伙伴、美国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疾病生态学家Peter Daszak在接受《科学》杂志（Science）采访时也表示，每当新疾病、新病毒出现时，都会产生诸如实验室泄漏或者生物工程制造一类的“阴谋论”，“这令人羞耻！”
对于目前的诸多猜测，一名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的生物领域学者表示，“我的观点是基于已有数据做的合理推测、学术研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科学研究不能凭空假设”。他认为新冠病毒并不是源自石正丽实验室，但他同时提到，“不能‘我用生命担保’，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是专业从事病毒学基础研究及相关技术创新的综合性研究机构，拥有我国首个投入正式运行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
官网显示，石正丽现任武汉病毒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四级）副主任、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主任等。长期从事新发病毒的病原学研究，在野生动物传播的病毒的病原学、分子流行病以及病毒的感染机理方面有丰富的研究经验。石正丽也是此次湖北省“2019新型肺炎应急科技攻关研究项目”应急科研攻关研究专家组组长。
1月23日，石正丽团队在bioRxiv预印版平台上发表文章《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现及其可能的蝙蝠起源》。2月3日，研究内容经同行评议后正式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石正丽团队将2019-nCoV基因组与实验室早期检测的冠状病毒的部分基因序列进行比较，发现该病毒与来源于中国菊头蝠样本的一株冠状病毒（RaTG13 ）的基因相似，两种病毒序列一致性高达96.2%。研究团队确认了2019-nCoV进入细胞的路径与SARS冠状病毒一样，即通过人类血管紧张素转化酶II（ACE2）细胞受体。
《自然》当天同时上线了两篇新冠病毒相关论文，除石正丽团队外，另一篇为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兼职教授张永振等人完成的另一篇成果。
新冠病毒2年前已出现？其实感染的是猪
新型冠状病毒从哪来？什么时候开始感染人？这些问题出现科学定论之前，社交媒体的猜测已经先行一步。石正丽等人201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成为网友猜测的“依据”之一，认为早在2年前就已经出现。
2018年4月5日，《自然》在线发表了一项研究，该研究的通讯作者除武汉石正丽外，还包括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新发突发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王林发、美国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主席Peter Daszak、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童贻刚、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马静云。澎湃新闻记者曾详细报道了该成果，当时的确发现另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但并非此次的新冠病毒。
这篇论文的线索是，2016年10月28日起，广东清远的一处养猪场开始爆发致命的猪疫情。该地距离2002年首例SARS爆发地广东佛山仅100多公里。
研究团队最后破解了这场猪疫情为猪急性腹泻综合征（SADS），致病的SADS冠状病毒或为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
患病仔猪小肠中收集到的SADS冠状病毒基因和HKU2冠状病毒有95%的序列一致性，HKU2首先发现于香港和广东的中华菊头蝠中，不过两者刺突蛋白基因序列的一致性仅86%。
论文的并列第一作者、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周鹏彼时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冠状病毒都是用刺突蛋白（spike protein）来入侵细胞，就像‘钥匙’和‘锁’一样，它依赖于刺突蛋白和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然后才能进入细胞，成功感染，但如果这个刺突蛋白变异很大的话，它就不能利用受体了。”
周鹏当时强调，“基于这样的原因，86%一致性这样的数据，我们认为SADS冠状病毒和 HKU2冠状病毒关系还不是最直接的。我们之前有做SARS经验，最终发现和SARS的刺突蛋白一致性达到97%、98%这个样子，才能够直接利用人的受体，感染成功。”
基于上述原因，研究团队继续寻找来源，筛选了团队在2013年至2016年从广东省的7个不同地点采集的591个蝙蝠肛门拭子。其中58（9.8%）个蝙蝠肛门拭子样本显示出阳性，且都来源于中华菊头蝠。高通量测序则得出，这种来源于中华菊头蝠中的冠状病毒（暂时称“SADSr冠状病毒”）和SADS冠状病毒在大小（27.2kb）上近似，总体序列一致性在96%-98%之间。更重要的是，两者刺突蛋白（样本分别为162149和141388）的序列一致性超过了98%。
周鹏当时提到，“我们目前的结论是，后来在蝙蝠中发现SADSr冠状病毒可能是病猪中发现的这个新病毒SADS冠状病毒的祖先，但同样直接来源于蝙蝠中的HKU2冠状病毒和SADSr冠状病毒可能来源于一个祖先。”
研究团队当时在论文中还将SADS和SARS联系在了一起。两者起源地不远、源头均为菊头蝠，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发现在同一只菊头蝠中同时携带了SARS样冠状病毒和这次猪病的病毒。而冠状病毒重组很厉害，就像搭积木一样，我的模块放在你那里，你的模块放在我这里，说不定将来重组成什么。”
不过，不同于SARS的是，研究团队新发现的SADS冠状病毒截至论文发表时并未发现会致人死亡。
论文中当时提到，为调查可能存在的人畜传播，研究团队用抗体检测方法分析了35名近距离接触病猪的养猪场工作人员的血清样本，结果没有人呈SADS冠状病毒阳性。
值得一提的是，周鹏接受采访时同样提到冠状病毒“善于重组”，这就暗示SARS样冠状病毒和这次猪病的病毒或有发生重组的几率。“就冠状病毒的重组历史来说，完全有这种可能。并且如果是在同一只蝙蝠中或是在同一个山洞里的蝙蝠同时携带两种病毒，也会增加重组的可能性。”
石正丽当时也表示，“通过这项工作想提示一下，无论是养殖业还是公共卫生，我们都要提前去预防由这些野生动物传到人类社会的这些病原。其实这些病原在自然界是长期存在的，只要我们对这些病原进行早期的隔离、预防，或是早期诊断技术，是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传染病大规模爆发的。”
她提到，“尤其在SARS爆发以后，我们国家、包括全球，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希望把新发传染病的战线往前移。”
实际上，包括石正丽等团队在内的病毒学家们，他们历年的学术论文，不仅体现出在马不停蹄应对各地新发的传染病，也体现出他们试图找出更多关于病毒的规律，为下一场未知的疫情做准备。尽管这样的准备在实战时往往被认为收获甚微，因为病毒的“狡猾性”至今让人类处于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