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麦子是我这一生最不愿意干的活儿，没有之二。
我家种地最多的时候，有十三四亩，这是按面积统计的。如果按块儿算的话，也有十三四块儿。最大的不超过两亩，最小的一两分。最高的几乎在山顶，最远的要走近一个小时。通往地的路，最宽的可通架子车，最窄的两人相向错不开身。
麦忙天到了，母亲的脸上满是愁容，父亲的脸上尽是急躁。往年的经验告诉我肯定“在劫难逃”，脸上写满了不情愿。可已经焦头的麦子是不等人的。这是一场战争，父亲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不打无准备之仗。
头一天下午，父亲拿出几把已经锈迹斑斑的镰刀，在院子里的磨石上，撩着水，来回细细的磨。磨一阵，拇指在镰刀口上刮一刮，感觉一下锋利的程度。然后把架子车轱辘的气打得足足的，撂地上能蹦起多高。车尾插上拉麦子的专用工具——仰角。拿出一捆指头粗的麻绳，挂车把儿上。
还有一个主力成员也是跑不掉的。为了让它吃得饱，明天好有劲拉车，父亲到晚上要起来两三次，给它添加草料。
母亲蒸了好几笼糖角（三角形的馒头，里面包了红糖）。有时是支起油锅炸许多油饼。拌了咸菜丝，装玻璃瓶子里。
早上五点钟左右，我就从被窝里被揪了出来。揉着眼睛，一走三晃，来到院子里。父亲把牛绳塞我手中。
我牵着牛，牛拉着车，哥驾着车。姐背着吃的东西。爸妈一溜小跑，不一会儿，就把我们远远甩在后面。
我是重点专政对象。父亲给我划了一小片麦子，命令我割完才能休息。早上的露水很大，麦秆很润且有韧性，我力气小，割不动。气恼了，把镰刀一扔，揪着麦秆连根拔。父亲在远处发现了，大声呵斥，再这么干，就过来揍我。我只得拾起镰刀，一次握住五六根，像弹吉他一样地割。
爸妈的腰弓的像个虾米，头使劲往下扎，只能看见他们的背。割一大把，用镰刀拢着，转身放在身后的麦腰（用两小把麦秆，有麦穗那一头的颈部相互绞缠，然后展开放地上）上。一行麦子，割不到头，头都不会抬一下。哥姐经过几年的专政，早已训练有素，紧随其后。
一行割完，父亲回头捆麦子。蹲下身，揪住麦腰的两头，使劲往一起拉，辅以膝盖的力量把散麦秆压瓷实。然后拉住麦秆两手交错，一扭一压，就捆好了，怎么甩都不会开。单就这个技术，我学了好久，都不得其法，手一松，便又崩开。
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已割了两个来回。而我，仅仅放倒了席子大一片。即使这样，麦芒还是把两只胳膊上、手背上刺满了红点点。头上脸上汗流不止，抬起胳膊擦一下，又被汗水里的盐分一蛰，火辣辣的痛。
爸终于发话可以休息一会儿。我迫不及待拿了糖角过来，不管手脏不脏，撕开就吃。母亲早上用铝水壶烧了一大壶水，现在还是温的。大家都直接对着壶嘴喝。
不过十分八分钟，爸又吆喝着开始干活儿。并特别讲出一套理论，说越歇越累，坐时间越长越起不来。这套理论是否正确，我深表怀疑，却不敢辩驳。
日头慢慢变得毒辣，脖子露出来的部分，晒得通红。汗珠子从头发窝里往外冒，满脸都是水道子。眼睛已经有些睁不开了，开始用两只袖子擦，后来袖子都湿淋淋的，只得撩起衣襟擦。后背的衣裳被汗水吸住，紧贴着皮肤，难受异常。看得出，哥姐都撑不住了，割一个麦个儿，就直起腰来东张西望一番。
爸呵斥了几次，不管什么用，不耐烦地冲哥说，去去去去！不想割，带着你弟去装车拉麦子吧。我盼的就是这句话，立马扔下了镰刀。心里想，干什么都比割麦子强。
我们哥俩开始装车，有麦穗的一头冲里，麦秆朝外，一层层往上摞。有时还需要我爬上去挨个踩一下，直到装的跟个小山似的。最后拿一根长木棒放在最顶层，再用绳子挽住木棒的两端。这时父亲也过来，和哥他们两个，手脚齐用力，叫着号子往下拉。直到一车麦个儿压得像个大压缩饼干，才罢手。装车也是一个技术活，装不好，后果很严重。
仍是哥驾着车，我牵着牛。最喜欢下坡，因为需要我站在车尾上做配重，以减缓车的速度。
那个时候，路全是土路或者石头路。坑洼不平，一走一颠。麦秆本身就很光滑，随着颠簸，一点一点往外拱。稍不注意，满车的麦个儿“轰”地散落一地。我们俩傻了眼。只得一个个捡起来，重新装。废了好大力气，流了许多汗，终于都装上了，可是没有爸的帮忙，我俩把绳子拉不紧。没办法，只能小心翼翼地走。看着一车的麦个儿颤颤悠悠、摇摇欲坠，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怕啥来啥，没走多远，车子个一趔趄，呼里哗啦麦个儿又是满地乱滚。哥有些崩溃了，眼镜通红，冲我发火：“你这么牵的牛，跑那么快！”我当然不服气，反唇相讥：“还不是你的装车水平不行。”哥冲过来就要打我，我丢了牛缰绳，撒腿就跑。哥怕牛再跑了，捡起牛缰绳，喊道：“赶紧回来，不然回家看咱爸怎么揍你！”我明白跑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乖乖回来，继续第二次装车。
太阳在正头顶上，一动不动。地面都被晒的煞白，直恍眼睛。没有一处凉荫，没有一丝风。浑身没有一寸不是难受的。我俩也没有一句话。那一刻，十二岁的我，心里只有恨，可不知道恨的是谁。
这一次我们装车更加认真，也尽力把麦子绑的更紧。但快到家时，又变得四分五裂，只好停下车，不敢多走一步。哥回家拿了好多绳子过来，把一车麦子绑的跟个网兜似的，才勉勉强强拉到家。
我们在家卸了麦子，又回到地里时，已经十二点多。爸妈和姐他们刚刚放下手里的镰刀，都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爸汹汹地看着我们俩，质问道：“你俩咋恁肉类，去哪儿歇了，一车麦拉大半天！”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哇”一声大哭起来。妈瞪了一眼爸，说：“不问孩子咋了，厉害啥厉害类！”转过脸对我说：“别哭了，乖，赶紧过来吃点东西，喝点水。”哥怎么不吃东西，也不说话，一个人蹲到了树后面。
这块地面积比较大而且离家又远，中午回家吃饭太浪费时间，于是就在地里吃些干粮。简单吃过后，每个人都拿一个麦个儿当枕头，席地而卧。大家都累的一句话也不想说，很快就睡着了。
好像是还没睡几分钟似的，爸又在吆喝；“都醒醒，都醒醒，两点多了，再不起来，今个儿这块地就割不完了！”
整个下午我感觉都是在洗澡，浑身粘糊糊的。就盼着太阳赶紧落山。大家最亲的就是水壶。割不了几个麦个儿，就跑过去掂起水壶，仰面朝天咕咚咕咚灌几大口。
爸估计也是实在累的受不了了，割麦的姿势从站立变成了半蹲，但仍在顽强支撑，一点点往前挪。而妈几乎就是半跪，割一会儿，就得双膝跪地，拿镰撑着地，头挨着镰把儿，休息片刻。
天色微暗的时候，我们终于把这一大块麦子完全放倒。
回到家，哥姐去卸车、整理麦个儿。爸把铡草的大铡刀搬出来，我帮着他铡草喂牛。
等我们回到屋里，母亲的饭菜已经做好。
平常，爸是只下命令，不解释，我们只有干的份儿。今天估计看我们都太累了，才稍作说明。“不是非要赶这么紧，咱这么多地，不紧紧收了，过几天麦子都焦头了，收到收不回来。”
妈说：“做农民，就是要受一辈子罪。你们好好上学，这辈子不要再当农民。”
我家种地最多的时候，有十三四亩，这是按面积统计的。如果按块儿算的话，也有十三四块儿。最大的不超过两亩，最小的一两分。最高的几乎在山顶，最远的要走近一个小时。通往地的路，最宽的可通架子车，最窄的两人相向错不开身。
麦忙天到了，母亲的脸上满是愁容，父亲的脸上尽是急躁。往年的经验告诉我肯定“在劫难逃”，脸上写满了不情愿。可已经焦头的麦子是不等人的。这是一场战争，父亲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不打无准备之仗。
头一天下午，父亲拿出几把已经锈迹斑斑的镰刀，在院子里的磨石上，撩着水，来回细细的磨。磨一阵，拇指在镰刀口上刮一刮，感觉一下锋利的程度。然后把架子车轱辘的气打得足足的，撂地上能蹦起多高。车尾插上拉麦子的专用工具——仰角。拿出一捆指头粗的麻绳，挂车把儿上。
还有一个主力成员也是跑不掉的。为了让它吃得饱，明天好有劲拉车，父亲到晚上要起来两三次，给它添加草料。
母亲蒸了好几笼糖角（三角形的馒头，里面包了红糖）。有时是支起油锅炸许多油饼。拌了咸菜丝，装玻璃瓶子里。
早上五点钟左右，我就从被窝里被揪了出来。揉着眼睛，一走三晃，来到院子里。父亲把牛绳塞我手中。
我牵着牛，牛拉着车，哥驾着车。姐背着吃的东西。爸妈一溜小跑，不一会儿，就把我们远远甩在后面。
我是重点专政对象。父亲给我划了一小片麦子，命令我割完才能休息。早上的露水很大，麦秆很润且有韧性，我力气小，割不动。气恼了，把镰刀一扔，揪着麦秆连根拔。父亲在远处发现了，大声呵斥，再这么干，就过来揍我。我只得拾起镰刀，一次握住五六根，像弹吉他一样地割。
爸妈的腰弓的像个虾米，头使劲往下扎，只能看见他们的背。割一大把，用镰刀拢着，转身放在身后的麦腰（用两小把麦秆，有麦穗那一头的颈部相互绞缠，然后展开放地上）上。一行麦子，割不到头，头都不会抬一下。哥姐经过几年的专政，早已训练有素，紧随其后。
一行割完，父亲回头捆麦子。蹲下身，揪住麦腰的两头，使劲往一起拉，辅以膝盖的力量把散麦秆压瓷实。然后拉住麦秆两手交错，一扭一压，就捆好了，怎么甩都不会开。单就这个技术，我学了好久，都不得其法，手一松，便又崩开。
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已割了两个来回。而我，仅仅放倒了席子大一片。即使这样，麦芒还是把两只胳膊上、手背上刺满了红点点。头上脸上汗流不止，抬起胳膊擦一下，又被汗水里的盐分一蛰，火辣辣的痛。
爸终于发话可以休息一会儿。我迫不及待拿了糖角过来，不管手脏不脏，撕开就吃。母亲早上用铝水壶烧了一大壶水，现在还是温的。大家都直接对着壶嘴喝。
不过十分八分钟，爸又吆喝着开始干活儿。并特别讲出一套理论，说越歇越累，坐时间越长越起不来。这套理论是否正确，我深表怀疑，却不敢辩驳。
日头慢慢变得毒辣，脖子露出来的部分，晒得通红。汗珠子从头发窝里往外冒，满脸都是水道子。眼睛已经有些睁不开了，开始用两只袖子擦，后来袖子都湿淋淋的，只得撩起衣襟擦。后背的衣裳被汗水吸住，紧贴着皮肤，难受异常。看得出，哥姐都撑不住了，割一个麦个儿，就直起腰来东张西望一番。
爸呵斥了几次，不管什么用，不耐烦地冲哥说，去去去去！不想割，带着你弟去装车拉麦子吧。我盼的就是这句话，立马扔下了镰刀。心里想，干什么都比割麦子强。
我们哥俩开始装车，有麦穗的一头冲里，麦秆朝外，一层层往上摞。有时还需要我爬上去挨个踩一下，直到装的跟个小山似的。最后拿一根长木棒放在最顶层，再用绳子挽住木棒的两端。这时父亲也过来，和哥他们两个，手脚齐用力，叫着号子往下拉。直到一车麦个儿压得像个大压缩饼干，才罢手。装车也是一个技术活，装不好，后果很严重。
仍是哥驾着车，我牵着牛。最喜欢下坡，因为需要我站在车尾上做配重，以减缓车的速度。
那个时候，路全是土路或者石头路。坑洼不平，一走一颠。麦秆本身就很光滑，随着颠簸，一点一点往外拱。稍不注意，满车的麦个儿“轰”地散落一地。我们俩傻了眼。只得一个个捡起来，重新装。废了好大力气，流了许多汗，终于都装上了，可是没有爸的帮忙，我俩把绳子拉不紧。没办法，只能小心翼翼地走。看着一车的麦个儿颤颤悠悠、摇摇欲坠，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怕啥来啥，没走多远，车子个一趔趄，呼里哗啦麦个儿又是满地乱滚。哥有些崩溃了，眼镜通红，冲我发火：“你这么牵的牛，跑那么快！”我当然不服气，反唇相讥：“还不是你的装车水平不行。”哥冲过来就要打我，我丢了牛缰绳，撒腿就跑。哥怕牛再跑了，捡起牛缰绳，喊道：“赶紧回来，不然回家看咱爸怎么揍你！”我明白跑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乖乖回来，继续第二次装车。
太阳在正头顶上，一动不动。地面都被晒的煞白，直恍眼睛。没有一处凉荫，没有一丝风。浑身没有一寸不是难受的。我俩也没有一句话。那一刻，十二岁的我，心里只有恨，可不知道恨的是谁。
这一次我们装车更加认真，也尽力把麦子绑的更紧。但快到家时，又变得四分五裂，只好停下车，不敢多走一步。哥回家拿了好多绳子过来，把一车麦子绑的跟个网兜似的，才勉勉强强拉到家。
我们在家卸了麦子，又回到地里时，已经十二点多。爸妈和姐他们刚刚放下手里的镰刀，都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爸汹汹地看着我们俩，质问道：“你俩咋恁肉类，去哪儿歇了，一车麦拉大半天！”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哇”一声大哭起来。妈瞪了一眼爸，说：“不问孩子咋了，厉害啥厉害类！”转过脸对我说：“别哭了，乖，赶紧过来吃点东西，喝点水。”哥怎么不吃东西，也不说话，一个人蹲到了树后面。
这块地面积比较大而且离家又远，中午回家吃饭太浪费时间，于是就在地里吃些干粮。简单吃过后，每个人都拿一个麦个儿当枕头，席地而卧。大家都累的一句话也不想说，很快就睡着了。
好像是还没睡几分钟似的，爸又在吆喝；“都醒醒，都醒醒，两点多了，再不起来，今个儿这块地就割不完了！”
整个下午我感觉都是在洗澡，浑身粘糊糊的。就盼着太阳赶紧落山。大家最亲的就是水壶。割不了几个麦个儿，就跑过去掂起水壶，仰面朝天咕咚咕咚灌几大口。
爸估计也是实在累的受不了了，割麦的姿势从站立变成了半蹲，但仍在顽强支撑，一点点往前挪。而妈几乎就是半跪，割一会儿，就得双膝跪地，拿镰撑着地，头挨着镰把儿，休息片刻。
天色微暗的时候，我们终于把这一大块麦子完全放倒。
回到家，哥姐去卸车、整理麦个儿。爸把铡草的大铡刀搬出来，我帮着他铡草喂牛。
等我们回到屋里，母亲的饭菜已经做好。
平常，爸是只下命令，不解释，我们只有干的份儿。今天估计看我们都太累了，才稍作说明。“不是非要赶这么紧，咱这么多地，不紧紧收了，过几天麦子都焦头了，收到收不回来。”
妈说：“做农民，就是要受一辈子罪。你们好好上学，这辈子不要再当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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