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暑假
世外桃源毕业旅行
（题记：我个人认为这是至今对我影响最大的单一事件，不仅是因为这件事情对我在大学初期甚至后来的心理状况冲击太大，而且因为这件事情反映了我父母的教育方式和交流方式拙劣到何种程度。）
一场不能输的高考，北大录取。接着似乎应该有北大学子家庭的一段快乐和奋进的时光，但来北大前十天，我遇到了前半生最匪夷所思的事件之一。先说一些背景。暑假中家人和学校无所不用其极地宣传我的成绩，但那段时间我家里的气氛一直很怪异，尤其是我母亲时而无比兴奋时而莫名奇妙地发火或悲伤。我家人的一些同事都有点看不过去，劝我母亲说她伤心什么。没用，他们走到哪里，哪里的空气就充满狂躁和沉闷。一天下午我去学校找几个老师，过了一会我母亲也去找校长。我离开学校前，一个同学告诉我：我母亲把我小时候的事情讲了两个小时。同学对我母亲的表现感到奇怪和略有不安，这表情和语气立即让我预感这个暑假要出事，只是没想到会在一个最不可能出事的时候出下面这么荒唐的事。
8月下旬我父母“请”我（实际上是强迫）进行了一次毕业旅行，和单位里的好几家人一起去世外桃源旅游区，有个年轻男导游跟团。一路上我母亲不停地讲我如何优秀和“培养”我的体验。我没完全听清，但她的声音和表情都十分焦虑（愁眉苦脸地用紧张的声音赞颂自己的孩子如何优秀是多么滑稽的一幕）。
这次旅行组织得很乱，到达的当天晚上住宿没安排好，晚餐时大家集体拒绝动筷子。最后到了旅馆，同去的人（我父母的同事）里，有两家各带了一个小学毕业的女孩。大家在前厅焦急地商量怎么住宿。这时导游指着我，当着我父母及两个女孩的父母等二三十人来了一句：考上北大的尖子生秋岸和两位小姑娘一起住，如何？气氛一下僵住。我不知所措，什么也没有说。我父母也什么都没说。当时没配手机——就算有，也捕捉不住如此突然的事件。我也没想到去投诉，再说已经很晚了。最后住宿还是解决了。进客房以后，我很不平地对我父母说：导游为什么这么说？然后我父亲不耐烦地说了我几句我已经记不清的话，我母亲歇斯底里语无伦次地大骂了我一顿。我父亲第二天还给我说了一句：你马上要出去读书了，（别人乱说话）这类事会常见……我清楚记得当时我在带着情绪沿石板路上坡，我父亲从我后面赶上来到我身边。此时我自然对这次旅行已经毫无兴趣了。返程中的一张照片上，我沉重的表情、迷乱的目光和紧张的姿势完全看不出考上北大的喜悦和对未来的向往。
事件的一些细节无法还原，比如两个女孩家长的反应、导游在路上听见我母亲拿我炫耀时的心理活动。可以确定的是，导游的话固然不合适，但我父母的处理方式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极大冲击了我对“家庭”的认知以及对自己作为一个准成年人的社会价值的评估。自然，我也再没和他们一起长途旅行过。
我的家人一直拒绝我提世外桃源的事，一提就骂，朋友和咨询师都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反应却没有答案。那么，如果我父母换一种方式处理，比如哈哈大笑，后果会不同吗？一定会，但这是一个不可能的架空，因为从之前他们歇斯底里地宣传我、莫名发火或悲伤等表现来看，他们已经疯了，在疯狂状态下只会有疯狂的反应。这样说虽然失之宽泛和通俗，但可能是对于他们当时心态的唯一没有争议的描述。
另一方面，世外桃源事件对我造成这么大的压力，跟我一直缺乏安全感和对周边事物的掌控感可能有关。就是说，一个在安全的家庭中成长，有权决定自己考哪所高中、高中学什么、跟什么人来往等等的孩子，因为知道自己有能力拒绝伤害，所以在此事发生后应该不像我这么担忧。这个假设难以验证，因为后一个孩子的父母根本不会大骂无辜的孩子，根本不会在旅游车上愁眉苦脸地拿自己的孩子显摆，甚至根本不会强迫孩子去旅行。即使假设成立，未成年人缺乏安全感和掌控感，也是父母的责任。
如果以上讲述的事件不够清晰，那么我长话短说：一个刚从如前所述的学校环境中脱身的孩子在公众场合被开不适当的玩笑，父母不帮反骂。那么，他对父母还能有多少信任？他对参与社交活动还能有多少勇气？他会因求助不得而何等自卑？……比以上这些答案更紧要的是现实：我马上就要去上大学，必须在开始这段新生活之前尽可能修复已经危机四伏的内心。不过留给我的时间只有十天了，而这十天与世外桃源之旅并无本质区别，仍然狂躁、闭塞，甚至加上了一些怪诞，令人窒息。
◆离开之前
我父亲的一个表兄弟或是堂兄弟当时在清阳经营酒店，给我父亲说他想虚构我临考前在他管理的酒店住过的故事，用“北大学子”的名头来招揽生意。我父亲似乎并不反感这种营销，而我不喜欢跟这种商人来往，这次只是焦头烂额到了没有精力去厌恶他，也不知道后来他们怎么操作的。我耳朵里充斥着家人“北大都是人精……你不行的……”之类的话。我赴北大前，我母亲执意带我去当地的批发市场给我买质量差、样式怪异的挎包、衣服和鞋。她苦着脸要我试穿。世外桃源的事情刚过去，我不愿和她出去。我几乎没有离开家，无法做任何事情来改变处境。自己出去旅行放松自然免谈，我也没有机会跟朋友交流减压。如果说有什么交往，那就是按家人的要求跟北京的大姨多次打电话，请她之后多多照顾。和我父母点头之交的一个家庭的孩子和我考上了同一个系，他们在第一次见到这个同学前、连这个同学的名字都没念流利的时候，便以一种如获至宝的语气告诉我：xx喜欢告密，你在大学里老实点。
◆生存：To be or not to be?
我相当清楚自己上大学前积累的种种缺陷。凭我的情况，在本科学习初期的压力本已肯定不小，而世外桃源事件及其后的一些事又带来了大量无意义的、无法转化为动力的压力，这一切很快造成了无情的后果。专业的实验课比重较高，我开学初的一次实验没做好，瘫在寝室床上脸朝墙不跟任何人说话。我担心父母说的“你不行”这么快就应验了。北大人的荣耀和我不甘平庸的心理决定了我不能接受这个想法，不过我渴望找到弥补缺陷的方法并行之有效地完善自己。于是与过去的抗争便成了我大学四年的主题。
开学前两天我见到了大姨。她开场便冷冰冰地说：“你妈——那个人，对孩子总是管得太死，不愿放手。”我心里有了疙瘩。这不是因为我不同意大姨的话——事实上可能没人比我更了解细节，而是因为既然大姨对她妹妹有意见，那么无论表面文章如何，内心也不会对妹妹的孩子好到哪里去。后来，她一次次地摆架子和玩权术让我越发反感，而父母反复要我去找她。我以忙为借口提出不想再去她家，我父亲看出我和大姨之间有些“不和谐”（我预料到他能看出），但劝我忍受她的态度：“有位大师说过，壮年好说教。”我没有和大姨翻脸，但自行停止了来往。多年后我才知道我父亲这是曲解了钟书先生的《谈教训》，先生本主张戒随意教训人。他记错了原文，是否还有故意曲解的动机则不得而知。总之我大学毕业前，父母也和大姨闹翻了，原因据说是大姨编造外婆的话，想让弟妹们都唯她马首是瞻，结果穿了帮。细节不清楚，权当野史。
那个时候我嘴很笨，有一次给某个表亲打电话，最后想找点话说就说“祝你正常”。对方转告给我父母，他们提醒我这是句不礼貌的话。我向表亲道了歉，多年后我父母却用了这句话。
大一我是班上唯一配了传呼机的人。于是有一次我一边听着大姨数落我家人，一边收到他们发来的信息。大一下学期在焦虑极为严重、课业形势严峻的时候我找了系里辅导员。我说父母给我打电话太多，甚至悄悄联系我的同学了解我的情况。辅导员说他们或许只是想听听我的声音。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辅导员并不了解我大学前的经历。我一边渴望自救一边在焦虑中挣扎，紧锁着眉头咬着牙背书、做题，一次次力不从心地做砸实验。成长环境的局限、国内心理咨询起步晚等因素导致我一度不信任心理咨询师，直到我自己转行心理学后。
我高三时很胖，大一一年体重下降了12千克，至毕业时下降了16千克。我后来想到，之前体重失控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过大的压力导致内分泌失调，而北大至少有完全的安全感和相当的自主性，所以压力减轻，内分泌逐渐得到调整。
与过去的抗争并不容易。少年时我的诉求被反复无理忽视的经历挥之不去，我父亲说”凭成绩好？哼”时的狰狞表情一次次烧灼我的视网膜和内心。努力真的会为自己赢得尊重吗？我究竟是否值得爱，是否配得上成功？……To be or not to be? 我时而陷入悲观与迷茫——我来自一个封闭和情绪化的家庭，我不容易合群，我的动手能力被从小嘲笑到大，时而拾起勇气与理想——我是北大人，我身边有许多值得学习的优秀同学，我理应找到自己的价值。很多人都会经历形形色色的内心斗争，所以我对那时自己的挣扎并不感到奇怪。成长过程就是光明与黑暗较量的过程。只是当时如果有足够的外部力量帮我解决心理问题，我后面的路可能会更顺利些。最后的结果是：我并没有融入这个专业，不过没有挂科；英语成绩不错。
也正是英语不错让我有了出国的想法，虽然对我来说这难度不小。大约是大三升大四时，我父母不失时机地向我介绍了他们的另一个“老朋友”——姚奉献。姚是我外婆的干女儿、大舅的大学同学，曾在省委工作，据说见过一些大人物。从80年代起，姚长期在美国生活。我父母说她“特别坚强”、上班“打飞的”（生活体面）、“思想已经完全美国化”等，甚至特别提及姚奉献和我大姨不和。他们以这些牵强的理由一直劝我多和姚交流，但对于姚出国的原因及出国后的行为遮遮掩掩，被问及时很不耐烦。我也知道他们是在不顾一切地寻找以后控制我的代理人，但当时我想姚奉献毕竟是我能联系的第一个在美华人，在美十多年的她起码英语应该很好。而且至少表面上，至少在这个时候，姚奉献的确做出了一点长辈的样子，既不像大姨那样盛气凌人，也不像二姨那样尖酸刻薄，更不像我父母那样僵化保守。基于以上原因，我并没有拒绝与她用电话和邮件交流——后来我为自己的见识和决心不足付出了惨痛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