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钊
如果以传统的标准看，史杰鹏先生的《户口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2017年8月4刷）称不上传统意义上的小说。首先，它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故事，有的，只是主人翁成长的片段式的回忆；其次，除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之外，也没有一个鲜明而又突出的人物。里面着墨最多的，是“我”的父亲、母亲；第三，也是这部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高度的纪实性。作者在另外的一篇文章中说，因为出版了这部小说，文中涉及的，他的一些亲友对他很有些意见。尽管如此，这部小说，仍然构成了一个整体。构成其整体的骨架，是时间这一条轴线。所以，读过它，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我”在那个时代里的心灵成长过程。
对于小说的写法，史杰鹏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说：“同样一个故事，有一千种写法，效果各不相同，找准一个最佳切入点，作品才能成功。”（史杰鹏《最近一些事》，载2017年9月26日公众号“梁惠王的云梦之泽”）这一段话，也可以理解为史先生对小说创作技术的看法，即最适合小说题材的写法，最能达到阅读效果的写作技巧，就是最适合的方法。所以，《户口本》是一部有自己的个性的小说，片段组合式的写法，是其表现之一。
《户口本》的个性，还在于它使用了大量的南昌方言。作者说，这还是为了适合南昌之外的读者阅读，简化了方言的版本。可就是这样一个“方言简化本”，有些地方，也还是需要作者的自注，读者才能读得明白。有人告诉史杰鹏，她是一位在南昌落籍的外地人，现在正通过读《户口本》来学习南昌方言。但我觉得，南昌的方言绝非《户口本》中的这些。因为《户口本》中的人物，主要生活于南昌的两个地方，一是南昌城郊的金塔街，一是离城十几公里的城南乡下，也就是“我”父亲的家。而在南昌城外的其他乡下，一定还有另外的几种方言。“我”回到城乡下父亲那里，“一个大点的堂姐说：‘你不晓得，李家巷的话，才当真土。早晨困一下懒觉，屋里的爷娘就会揪到你的耳朵大叫：“妻（起）累（来）妻累妻累，居（猪）拖掉来的。”’”（六《城南旧事》）史先生为古文字学、训诂学及先秦两汉文献学家，对于中国方言的“十里不同音”，必定有自己的见解。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人“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方式造成了的。
在普通话日渐强势，正以浸物无声的力量，呑噬着方言生存空间的时代里，很少有文学家敢于用自己的方言来创作作品。印象中，我的一位同乡、作家刘玉堂先生，曾用临沂北部的方言，写了一部小说《尴尬大全》，读来别有一番味道。我觉得，如果没有驾驭语言、建构语境、营造韵味能力的作家，是不大敢于冒这个险的。而史杰鹏的《户口本》，恰恰因为南昌方言的使用，加之作者十分的坦城与高度的纪实，才使得作品有了一种特殊的魅力。这种魅力就是极具真实的生活细节与生活环境，配以作者特有的语言构造，使整部作品始终有着忧郁、伤感、自尊、不屈而又自卑的语境气氛。我不知道，如果全部使用普通话来写，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效果。
《户口本》的时代背景大约在1970至80年代。从历史这一角度看，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前期，为极度扭曲变形后的时期，而后一个时期，则又是人们在矫正变形的时期。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我”这个身份上居于城乡之间的人，从出生到成年—18岁—的经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经历，或者说这样一个时期，对于一个人的心灵成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甚至是会塑造出一个有何样精神质地的人，确实是非常值得探究的。
说这一时期的整个社会，是极度扭曲变形的时期，基于这样几个理由：一是在社会结构上，以户口为形式，整个社会被人为地分裂成鸿沟巨大的两个部分，即城镇户口人与农村户口人。这种分裂，是全面而又彻底的，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的诸个方面。生存于两者之中的人，不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分裂，落到人的具体生活中，直接导致了生活质量的分野，以及文明程度的落差。而这种差异带给人的心灵创伤，是直接与彻底的。城镇户口人的高等人观念，与农村户口人的低等人意识，从正常的精神层面来说，都是心灵创伤的一部分。由此而造成的这种社会变形与扭曲，还体现在两者之间的摆渡上。如果一个人被人定为城镇户口人中的“坏分子”，那他就会被摆渡到农村，剥夺城市人的等级，以及由此而附着的特权；而农村户口人，要想摆渡到彼岸，那就要努力地表现为浑身通红的“积极分子”。而居于渡口的摆渡者，则掌握着标准与捡选的权力，似乎是基督教中的上帝，掌握着谁可以入天堂，谁只能下地狱的权力一样。
这种变形与扭曲，从《户口本》看，即使是在城市内，也还存着差异。譬如作品主人翁“我”诸枕石的户口，虽然也在城市，但却特别地标明“农村户”，这是因为他是城市郊区的菜农，虽然吃的也是农村人视为天堂待遇的“商品粮”，但不过是为真正的城镇户口人提供蔬菜的种菜者，城镇户口人所享受的分配的住房、孩子的入托、专门的学校等，菜农依然享受不到。可即便是这样，在“我”的家乡城南乡下，也已经是过着优裕的日子了。这种户口，虽然处在城乡二元制的夹缝中，可在真正的农村、农民面前，“我”仍有一种优越感。
造成社会扭曲与变形的第二个方面，是单一的、无所不在的红色意识形态的笼罩，或者说是全面的履盖。当然，这种笼罩与履盖是无差别的，不分城市与乡村。如果要精细地测量这种笼罩下的浸透程度，应当说，城市要甚于乡村。因为意识形态毕竟是沾粘在文化生活之中，对人进行浸蚀的。而城市的文化生活，相比于乡村要丰富得多，自然，其受这种意识形态浸蚀的程度就会深一点。“我”在金塔街小说念书。学校蒋老师为迫使学生做作业，在班里宣布：“以后不交作业，全部死爷（爸爸）。”可“我”突然想开个玩笑，就说自己没做作业。代替老师收作业的小组长就让“我”站到墙角，等蒋老师发落。“我一看不妙”，忙掏出作业，说自己做了。可小组长不答应了，“她正色道：‘你刚才说没写，你这叫欺骗组织，耍弄组织。’我说：‘开个玩笑麻。你想，蒋老师都说了，不交作业死爷，我敢不写吗？’‘你的意思是蒋老师很恶毒？’”（十四《金顺小学》）一个小学生便有这样浓烈的政治观念，这样上纲上线的思维判断，便可知道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对于人的精神创伤多么地普遍。
扭曲与变形的另一个体现，是单调单色的文化生活。《户口本》中的文化生活主要有三个方面：读小人书、看电影和听大人讲故事。在那个时代，前两者里的作品是政治管制的组成部分，所以，战争故事、革命英雄是不变的主题。而大人们讲的故事，因“我”生活中的大人，大多没有很高的文化，而整个生存环境，则又处于社会的底层，所以，除了政治说教之外，还有流传于民间的，尚未革除净尽的鬼怪故事之外，还有黄色猥亵玩笑等。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那样的一个具体环境中，“我”慢慢地成长着。这种成长——“我经常一个人独处着”，如果按现在对于孩子的教育状况来说，几近于自然状态的成长，如一株乏人照料的小草，尤其是在心灵的成长方面，只能自己喂养着自己。到“我”考上大学，准备离开乡村，真正地捧上城镇户口，应当说“我”已是一个心智成熟的青年了。
从“我”在作品中所呈现的精神色谱看，其精神面貌是丰富多彩的，它有着孤独、冷静、敏感的颜色，有着自尊、善良、同情的色彩，又有着自卑、孤傲、理性的色调。作者在第三十八节《金瓶梅》中写道：“有一天半夜，我感觉有点不舒服，……已是晨光熹微，我望着窗外，……不远处一个工地脚手架静静地屹立，上面挂着几盏灯，正红艳艳亮着。却万籁无声，仿佛刚刚发生了核灾难，被人猝然遗弃。我站在窗前，凝神观看，突然百感交集，眼泪扑簌簌掉下，不知为了什么。”
在这样一个扭曲变形的时代里，却成长出了如此丰满的心灵。何以如此？这是我在读《户口本》思考的一个问题。从作品中，我感觉到，“我”在那样的时代里，之所以能够自我喂养出了如此丰满的心灵世界，得益于两个方面的精神滋养：一是原始的善性。儒家讲“人之初，性本善。”卢梭也说，一旦扪心自问，人人都能体会自己的善性，因为没有人不想求善。“我”在成长之中，对自己所观察的一切，时常以生命的体验去感受他们。作者写道，“我”曾看过杀牛场面：“牛牵过来，一壮汉光着膀子，双手握定铁锤，挥起朝牛头砸去。牛趔趄了一下，后退几步，又重新站定，眼泪汪汪地看着观众，仿佛充满委屈。……终于站不住，庞大的身躯重重摔倒，全身颤栗，瞳孔逐渐放大，含恨看着这个残酷的世间，陷入昏迷。牛的脾气真好，要是猪，早就哀啼婉转了。”（二十六《国庆节》）假期里，为了挣一笔钱去买期待已久的《红楼梦》，“我”便去金塔街村办的厂子里做临时工，“最可怕的是夜班，头顶上电扇不停旋转，它们不会换班，除非碰上停电。而停电，几乎是没有的事。我曾经为它们担忧，想想它们，究竟比我更苦。”（三十六《红楼梦》）可以说，在《户口本》的每一片段里，都有这样的心理活动。我想，这样的内心活动，正是“我”存善、保善、养善的过程。
在“我”的世界里，这种持续不断的善念，悄悄地成为了“我”内心世界里的自然法则。而正是这种法则，在不知不觉地修正着“我”心灵成长的轨迹，成为“我”的精神之树的根。
“我”的另一个精神资源，则来自于中国古典诗词。在自我喂养的过程中，“我”爱上了中国诗词，在到处找书读的过程中，凡是找到的诗词，都读过背过了。到“我”读高中，“我那时肚子里已经藏有上千首诗词，也觉得美得不行，但都是麻木地背诵。”（四十一《画画》）这些诗词，对“我”潜移默化的力量，在“我”是不觉的，但影响却是巨大的。它深深在培育了“我”的美感，并在不自觉中，使这种对于美的感知与感受，变成了自己的生活。“我”与女友一起郊游，“突然路边一大片黄白的小花吸引了我们，它们点缀在藤蔓般的绿叶丛中，颤巍巍地摇着脑袋，憨态可掬。……脑子里顿时飘出周邦彥的词《六丑》，……我低声背诵一霎之间，仿佛自己独自伫立于蔷薇环绕的山谷，浑不知今夕是何年，一缕自怜之意，油然而生。虽明知无聊，却也无法自抑。”（四十二《春游》）
当然，《户口本》是一部信息含量很大的书，因为种种原因，作为使那个时代扭曲变形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所产生的扭动社会的力量，作者都只能以暗码的方式，镶嵌在了文本之中。而更多的，是作者把一些巨大的东西，拆解为各样的碎片，要么留一点线索，要么变换为一种隐喻，或深或浅地埋在了文字之中。所以，在读这部书时，只有经历过了的人，才会明白那些暗码的意义。而对于没有经历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则需要细心地“索隐”。之所以如此，也表明，作者发表这一作品的时代，与书中所写的时代，仍有相似之处。而这，也许就是我在读《户口本》时，留心看一看“我”，是如何在那一个时代之下，保养与保存下来一个丰满的“自我”的原因。因为，我们也许正面临着一个如何保持“心中要有光”的时代。
2017年11月2日
原标题：《户口本》：变形时代的心灵成长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