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靠闻背着刘芸，准备上婚车。 夏德锐 供图
山谷的迷雾还没有散去，一场数百人参加的长街宴在云南省金平县小翁邦村的巷子里已经开始。
这场宴席，是为13岁的姑娘刘芸准备的。她将在这天出嫁。
上午9点半时，宴席已接近尾声，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穿着大红色婚服和红色高跟鞋的刘芸被16岁的丈夫刁靠闻背上了婚车，她将要被接到两公里外茨通坝村的婆家。
无论是长相，年龄，还是简单的结婚流程，几乎看不出来这是他们大喜的日子。
只有在两公里的归家途中碰到的两座桥上，刁靠闻背着刘芸过桥时，才让人看出这是在娶新娘。不过，刘芸的高跟鞋显得有点大，丈夫背她过桥时高跟鞋会掉落在地。
像刁靠闻、刘芸这样的少男少女结婚，在地处中越边境的少数民族山区金平县并不是孤例。
金平县副县长普红芬11月25日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早婚早孕的现象代表不了整个金平县就是“早婚县”，政府一直力图扭转此现象进行“控辍保学”，杜绝辍学和早婚，“从法律角度说，最多也只能算是非法同居，没到法定年龄，领不了结婚证”。
辍学
乡道七拐八弯，三三两两的摩托车也不时呼啸而过，这些乡间的“追风少年”载着他们心仪的姑娘，穿梭于来来往往拉香蕉的大货车之间。这种情景在红河州金平县者米乡会常见。
16岁的刁靠闻在不久前花1600元，也买了一辆9成新，看起来有点像赛车的摩托。起步时，他会特意轰两下油门，摩托车就会怒吼起来。他从茨通坝村的家中开出，目的地总是两公里外的小翁邦村。
摩托车的后座，属于小翁邦村13岁的姑娘刘芸。2014年6月份，在一场朋友聚会的酒场上，俩人相识，刁靠闻对刘芸展开了追求，“发短信，打电话，骑摩托车去接她。”随即，俩人开始出双入对。
其实，刁靠闻没有读完初中就去深圳打工，刘芸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
者米乡中学副校长刘向东说，每年者米乡都有辍学的，每次都要去劝返，“今年已经劝返了8个”。
作为基层教育工作者，让刘向东为难的是劝返有一定难度，“首先家里的不重视教育，不管不问，孩子就连家里的（都）管不住，我们去时避而不见。”
金平县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普红芬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认为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区，意识观念落后的现状下，辍学劝返确实是一个困境。“拿义务教育法来说，对不完成义务教育的家庭，处罚主体不明确，也没有处罚度，还没有强制性，法规偏软，基层实行难度大。”
尽管这样，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还是签订《控辍报学目标责任书》，旨在杜绝辍学。者米乡乡党委书记苟云川告诉澎湃新闻，者米乡在整个金平县“控辍保学”排名靠前，“完学率第一。”
虽然学校的老师们担心，政策的执行者们为难，但正如刘向东所言，刁靠闻的父亲认为，“学太多在这里也没有用，能识字，会算账，能种香蕉和橡胶就够了。”
由此，刁靠闻的哥哥刁靠山，也同样没有读完初中。20岁的刁靠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不过，他已经离婚了，“（媳妇）不知道跑哪去了，娘家也没有，不回来了，已经离婚了，女儿给她了。”说话时，他笑的很腼腆，似乎有些害羞。
11月23日这天，刁靠山刚把3岁女儿的户口，迁移到了孩子的外婆家。
结婚
香蕉和橡胶正是村民们的收入来源，像刁家一年收入10万元左右，在村里处于中等水平。但刁靠闻和刘芸他们还不会割橡胶，生活支出主要靠父母。
9月份时，刘芸第一次被刁靠闻带回家见父母时还很紧张。不过，很快她就从小翁邦村的家里搬到了茨通坝村的刁家，开始算作刁家的人了。
11月22日，他俩到勐拉乡买了大红色的婚服，又租了一套婚纱，准备着3天后的婚礼。
刘芸的婚纱有点大，她上楼梯时拖不起来，需要帮忙提起。
早在他俩把结婚的想法给父母表明，长辈们欣然同意，他俩俨然就是一对“小夫妻”。不过他俩的确还像孩子，都喜欢看动画片，一个喜欢《熊出没》，一个喜欢《喜羊羊与灰太狼》。
11月25日早上8点，晨雾还没有散去，小翁邦村里已经开始了数百人的长街宴。女儿出嫁的这天，自刘芸3岁就已离家的她的母亲也出现在前。
母女俩没多少交流，倒是十多年来跟刘芸相依为命的80多岁的奶奶不停在抹泪。“她3岁那年，妈跑了，8岁那年，爹又病死了，命苦。”奶奶哽咽着说。
此时，化妆成新娘的刘芸不时穿梭在各个席间招呼前来道贺的亲朋邻里。
刘芸用一块红布盖上了盖头。
宴席快结束时，她用一片红布戴上了盖头。
上午9时30分许，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刘芸被丈夫刁靠闻背过了桥，再放到婚车里，从小翁邦村向茨通坝村开去。她的红色高跟鞋显得有点大，会不时地掉落在地，同样辍学、只有12岁的伴娘会捡起来再给她穿好。
茨通坝村这边，乡邻们烹鸡宰猪，等待新人的到来。当婚车到达时，没有撒花，也没有欢呼，寥寥几声鞭炮过后，刁靠闻就把刘芸背进了洞房。
然后，一对新人开始收拾布置他们的洞房。亲人们开始搭锅生火，准备又一次长街宴，招待邻里乡亲。这就是这对少男少女的婚礼流程。
罗艺在看着婆婆给自己刚满月的孩子剃胎毛。
陶涛和罗艺抱着他们刚满月的孩子。
“像他们这个年龄结婚的，今年已经是第11对了。”刁家的邻居罗艺说。
罗艺14岁，她跟18岁的丈夫陶涛已有了孩子，孩子在11月23日刚满月。
2014年年初，罗艺跟同学陶奇等聚会喝酒，陶奇的哥哥陶涛也一并前去，认识了罗艺，并追求她。
跟刁靠闻、刘芸一样，陶涛和罗艺也是一个初中辍学，一个小学毕业。“我读到初一就不想读了，学习成绩还可以，班里四十多人能考第四名，就是不想读。”罗艺说。
很快，罗艺怀孕，俩人就此结婚。
“一开始她家不同意，说太小了，后来我们家的去说，慢慢就同意了。”陶涛说。
不过罗艺也有后悔的时候。结婚后，一次她跑回娘家哭，“我觉得确实还小，怀孕也害怕。”她说。
对于初一的同学，变成了自己的嫂子，陶奇说一开始他还不知道，后来知道后觉得挺别扭，“一开始叫嫂子不习惯，现在好了。”罗艺也说，“刚开始叫时，挺怪的，不适应。”
陶涛说，他弟弟也想结婚了，结果给他父母说时没有取得同意，“我妈说，你哥哥刚结婚，你等一年。”罗艺也说，“农村俩兄弟的结婚要分家，我们还是想在一起多呆两年。”
三人的感情似乎不错，平常在一起就看电视也不会相互抢台，“一般看的都是湖南台，爱情片多。”陶涛说，接着他话锋一转，指着陶奇说，“他女朋友多，有五六个”，说话时和罗艺笑的合不拢嘴。陶奇马上否认说，“没有那么多，有过3个，现在没有了。”
即使有了孩子，陶涛和罗艺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大人还是孩子。陶涛觉得，一天没什么事可做，就在家里打打游戏，出门打打牌，生活来源完全靠父母支撑，对于“到底是大人还是孩子？”这个问题，他不确定地反问澎湃新闻记者，“还是孩子吧？”罗艺则说，“孩子也不是孩子，大人也不是大人，过渡吧，很难定义。”
在孩子出生后，陶涛出门打扑克的几率小了，罗艺会管着他。“吵架就是因为他出去打牌时间太长，现在也很少出去了。”罗艺说。
11月23日下午，刚满月的孩子，被奶奶一手抱着，一手用剃须刀蘸水刮去了胎毛，可能是因为疼痛，刮到后来小婴儿哇哇哭了起来，罗艺马上逗哄，孩子又止住了哭声。
他们的孩子出生在金平县人民医院。11月27日，澎湃新闻记者来到金平县人民医院产科时，医护人员称，目前产妇有一半是20岁以下，其中一份产妇登记信息显示，年龄最小的一名是17岁。
困境
刁靠闻和刘芸在洞房里。
刘芸和刁靠闻的新房的墙上还有往日留下的字迹。
无论是刁靠闻和刘芸，还是陶涛和罗艺，他们似乎都不愁生活。对于未来的日子，他们除了外出打工外，再无其他规划。
就连他们没到法定年龄，无法申领结婚证，他们也是心知肚明，但也坦然处之。
当地21岁的姑娘黄莹称，一般都是到了法定年龄再去领结婚证，甚至出现和父母同一天拿结婚证的现象，“有的寨子里，结婚了的父母之前没有结婚证，小的领结婚证，大的也去，一起领了。”
像黄莹的年龄，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龄剩女”。她说，家里的父母催，自己也谈朋友，不过并不着急，“就是比我小的都结婚了，出去我还单着，压力大，但我想结婚早了也不好。”
11月23日，当地媒体《红河日报》报道称，“早婚县”、“早婚村”的说词是对当地人的“矮化”。根据《红河日报》的报道，澎湃新闻记者找到这里时，村民们并没有“被矮化”的说法。
村民们觉得，这跟民族习俗、生活习惯及父辈们的影响有关系，在当地司空见惯。当然，根据澎湃新闻的调查，并不是所有的金平县人都是早婚、早孕，像黄莹这种想法的也有不少。
“从法律角度说，最多也只能算是非法同居，没到法定年龄，领不了结婚证”。金平县分管教育、民政、卫生、计生的副县长普红芬说。对于有媒体所称的“早婚县”、“早婚村”她觉得并不客观，“这种现象是有，但现象代表不了一个县、一个村，突然扣一个帽子，这是不负责任，有事说事可以，但这样的结论也不应该由媒体来下，要定这样的名称也应该由上级政府部门。”
普红芬坦言，此前金平县这种现象更严重，因为地处中越边境，既是山高路不好的山区，又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多达9个少数民族，这种现象多发生在苗族和傣族，“上一辈没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程度不高，意识观念落后，有读书无用论思想，对孩子的教育就不重视。”
普红芬告诉澎湃新闻，近年来为扭转这一情况，投入的人力物力力度较大，通过宣传教育、鼓励奖学等方式达到“控辍保学”的指标，使得情况改观，“今年全县劝返了200多名初中生，100多名小学生。”
但实际具体操作起来，基层的政策执行者有难度。“像没领结婚证就生了孩子，有些流失在外，回来才发现生了孩子，不好把控，他又不是超生，计生也没办法。”普红芬说。
由于领不了结婚证，孩子也上不了户口。普红芬称，这只能从人道主义出发去关怀孩子，但遗漏社会管理登记，享受不到新农合医保，“这个问题涉及公安、民政、计生、卫生等各部门，一个流程走下来得半年，又没有可参考的法律依据，国家也在研究处理，我们为这个事也头疼，只能宣传教育，对完不成任务的书记和乡长还会罚款。”
（文中不满18岁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