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真叫人疲倦，那么，就让这一切都结束吧。”在微博上发出这句悲鸣后，罗洪玲，一名31岁的四川大学教授，从重庆的一幢十三层高楼楼顶纵身而下。
如果她不是为了丈夫而死，如果这种自杀行为不过是登在《重庆日报》都市版块上的一句话，并不会受到广泛关注。然而，她的自杀的事情像是一个导火索，引发了民众对一个比较陌生的话题的火爆讨论—— 罗洪玲是个“同妻”，而她也仅仅是中国千百万个嫁给了未出柜的男同性恋者的异性恋女性中的一个。她离世的一天前，她的丈夫程建生，通过微博向罗洪玲公开道歉：“罗老师，对不起，我就是个gay 。是我骗了你，骗婚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性向。”
虽然1997年中国政府将同性恋合法化，然而到了2001年，同性恋依然被定为是一种精神病。根据2013年Pew 的调查，只有21%的中国人赞同同性恋；而今年3月份， 同性恋的题材被广电总局禁止了，理由是“色情或粗鲁”—— 此举把同性恋和色情虐待、乱伦情节划为一类。
难怪WorkForLGBT （一个位于中国的NGO）发现只有18%的男同向家人出柜了。他们的父母是在毛泽东时代的尾声长大的，因此，他们的教育被文革打断了，而性教育更加谈不上了。《Wish Lanterns》的作家Alec Ash 写了许多关于中国年轻人生活的作品—— 关于中国老少之间的代沟有多大。
一对在青岛拍婚纱照的青年
“当年我娶我的妻子时，对同性恋的理解模糊不清，当时我并不知道性取向是不可改变的。” 骄傲爸爸如是说。骄傲爸爸是酷儿纪录片制作人fanpopo 最新纪录片《爸爸伴我心》中的一个主角。电影中他承认自己是个同性恋者，但还是结婚了。
虽然他老家沧州离北京不算远，但是这两座城市对同志的看法却相去甚远。“沧州是一个相对古老的城市。民风淳朴，思想相对保守。” 他是经人介绍认识他的妻子。当时，他对自己的性取向还不清楚，以为自己对男人的兴趣有可能只是由于年轻人需要性发泄的缘故而已，婚后自然就会改变过来。
“但是我婚后依然喜欢男性，并且因为婚姻的压抑，愈发地渴望男人。随着网络的发达，我才意识到我是一名同性恋者，并且了解到性取向是天生的，不可以扭转的。” 他与妻子结婚时，同性恋爱还是非法的，会以流氓罪论处。因此对于他以及同时代的男女同志来说，生活在一个没有网络的时代里，他们并没有太多途径了解自己。
“我有一个比喻：绿豆不遇到水，可能永远是绿豆；当遇到水，并且有一定的温度，环境适宜的情况下就会变成豆芽—— 但一旦变成了豆芽，就不会再还原成绿豆了。”
在办公室里的张北川
张北川是青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也是专门研究同妻的学者。由于研究课题的敏感性，他不得不把办公室从校园中搬出，搬到了一座位于青岛郊区的毫不起眼的灰色高楼里。他办公室外的走廊没有窗户，而且灯都似乎坏了。为了找到他的办公室，我甚至需要在白天打开手机的闪光灯。
对同志圈的人来说，张北川算是个重要人物。他八十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的艾滋病，写了好几本关于相关内容的书。1999年，他对中国同志的研究碰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点：一个女性来他的办公室，向张北川哭诉她被“骗婚” 的故事。
张老师的保守估计是，现在中国一共有一千万异性恋女性嫁给了男同性恋者。而在李银河的同类调查中，这个估计出来的数字是一千六百万。到了耶鲁大学的人类学者张天天那里，在2015年的报告《同志生活》（Tongzhi Living）中，提到的数字则到了一千九百万—— 大概等同于罗马尼亚的总人口。
根据张北川的研究，80%的中国男同性恋，由于家庭与社会的压力，会选择与女性结成传统婚姻。中国的社会的保险保障制度不够健全，大部分人都有养儿防老的观念。对LGBT 群体来说，这无疑给他们带来了更多阻止他们出柜的压力—— 这也是为什么程建生决定他得和一个女性结婚。
陈珏（化名）在看到丈夫与情人之间的短信后，发现了她丈夫原来是个同志。“你好美人，你的身体让我太兴奋了。从今开始，我不会再让别人碰我” —— 当然，她看到这些短信的第一反应，是以为丈夫找了个异性情人。但是，好奇心让她拨打了那个发短信的手机号码。“我当然会以为对方是个女性。” 她说，“但是，当我打那个号码时，却发现对方是个男人。我以为我打错了，于是又打了一遍，接电话的还是同一个人。这些短信不断持续地发到我丈夫的手机，这成为了我发现他真实身份的渠道。”
她丈夫拒绝离婚，称这“不是个大事情”。而她的父亲也和丈夫持一样的观点，并告诉她，是她对婚姻“抱有不现实的幻想” —— 因为他们有个小孩。终于，她妥协了，允许她丈夫继续与他的情人交往，但是责令丈夫与她分床。
2012年，她在洗手间里发现了一瓶药丸。在百度搜索之后，她发现这些药是用来治疗艾滋病的—— 她的丈夫已经是HIV 阳性。
张北川的资料柜
张北川说，30%以上的同妻会感染性病，这也是一大部分同妻发现她们被骗婚的方式。他也提到，其中近百分之十的人曾有自杀未遂的经历。在他办公室里，他向我展示了一个柜子，里面收藏了几千封信，都是来自中国各地被骗婚的女性寄来的。张北川和他的助理正在扫描这些文件，他们已经扫描了43000页。
“这不仅是一个关于LGBT 生存状态的问题，” 张北川这样说道，“这是全社会的问题。”
刘腾阳
青岛农业大学位于青岛很远的郊区。在这里，大学生和程序设计员刘腾阳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和一个qq 群，名叫“同妻之家”，这是国内有关同妻话题最活跃的圈子之一。
我们在大学门口见面，一起在绕着学校周边的林荫道散步。路边的小吃摊的生意火爆，炊烟飘飘，与从海上升起的雾气融合在一起。“我在网上看了一些关于同妻的文章后，认为她们发现她们可能被骗婚以后，没有一个地方让她们可以谈论这件事。” 他这样对我说道。
我们见面后的几个月，我看到不少女性加入同妻之家，咨询建议。其中一位女士的故事很简单：她刚刚找到了丈夫藏在衣柜的润滑剂和男性性爱玩具。
同妻的社会现状不仅暴露了男同性恋所受到的压力，也强调了中国社会给予女性的婚姻压力—— 中国流行语中的“剩女” 一词就代表了这种压力。为了避免被称为剩女，有的女人选择“闪婚”，这导致她们对自己的结婚对象了解不够彻底。罗洪玲也在类似“同妻之家” 的一个qq 群里经常发消息。她最后一个消息就是：“姐妹们是对的。我丈夫是一个gay，他从头到尾都在骗我。” 结婚前，她只跟她丈夫谈了五六个月的恋爱；自杀之前，她认识她的丈夫还不满一年。
林海是一个在广西从事IT 行业的白领。2005年，他的一位朋友因为工伤丧失了性功能。这位朋友生活的非常抑郁，林海想了一下，中国这么大，一定会有很多和他一样有着不幸遭遇的人，所以他创办了无性婚姻网。后来，他发现网站上注册的同性恋会员越来越多，以致与原有的初衷发生了冲突。通过与他们的沟通，他了解到同性恋人群迫切需要一种形式上的婚姻，以帮助他们缓解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压力。因此，他创办了专门服务于同性恋人群的形式婚姻网，现在已经有四十万多会员，迄今已有大概五万对实现了“形婚”。
这种“形式婚姻” 就是陈珏与她丈夫妥协的结果。发现他患了艾滋病后，陈珏担心如果离开她的丈夫，把孩子带走，很可能是给她丈夫判了死刑。“我担心他不会坚持吃药。” 她解释道。在此之前，他们之间的性生活完全停止了，因此她还没有感染艾滋病。我问她，她的丈夫是不是正在跟其他男人谈恋爱或约会，她回答说：“不知道，我不问他。” 她告诉过我，之前她也试过跟其他男人谈恋爱，但是现在的她已精疲力竭，不认为自己会再次爱上一个人。
现在，在她易碎的“形婚” 中，她呆在家里养孩子，老公则在外地打工赚钱。“我朋友都说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老公在供养我们。但是他们不懂真实的情况。”
虽然林海的网站能让同志找到“形式上” 的对象，但是这仅仅是权宜之计，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虽然这种形式婚姻能让同志免去家庭的压力，但并不会让他们的父母接受其同性恋的身份。然而这种有形无实的婚姻也是中国同性恋的唯一选择，因为只有这样，外界和父母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这个现实—— 比如“骄傲爸爸” 最终还是结婚了。我问他有没有后悔，他说，不足以言称之为“后悔”，只是有一点“遗憾”。
“情绪上就是压抑自我和对老婆的愧疚。而这种愧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重。” 他这样说道。2007年，他向妻子出柜了，但是他们还生活在一起。尽管他并不介意公开身份，但他还是选择了不公开，因为这会增加他做公益工作时的难度。
幸运的是，在今天的中国，接受同性恋者的人已经越来越多，而在私下接受比公开承认的数量则会更多—— 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在一线城市，如北京和上海，每年都会举行“骄傲节”，因此在这样的城市里遇到同志，并不是一件多稀奇的事。这种接受度正在普及到其他的城市，例如“骄傲爸爸” 所在的沧州，但是前路依然很漫长。“我还是很乐观的，” 他说，“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站出来。”
张北川也很乐观。他觉得总有一天这种骗婚的事情会最终消失。网络的发展已经改变了同志的现状，而且“改变的速度是前所未见的，所以我很有信心。” 张北川这样说道。“在西方，同志获得婚姻权的社会改变是一个几百年的过程；而在中国，我觉得只需要几十年—— 而且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