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命运转折的一天”
在大约7小时的采访中，卓伟曾4次提起一个日期，2000年1月27日——即便他有时会忘记某条八卦新闻产生的地点或时间。
“1月27号对你很重要吗？”
“那是命运转折的一天。”他用不怎么口语的话回答。
在这之前他一直是个郁郁不得志的人。他常常用“出身微贱”来形容自己。他生长在天津一个并不富裕的工人家庭，用他的词叫“贫民窟”。他的文学启蒙来自父亲讲的故事，和秘闻、野史、奇案类读物。他从小也喜欢“有点超现实的”那种故事，比如，每到风雨交加之夜，在故宫的墙上，一打雷就会出现一个妃子好像在弯腰捡什么东西。
从中专冶金专业毕业后，他在工厂机关上班。有个干部给他印象特别深，那人从小就想学医，但就是没有机遇没有门路，特别失落。卓伟深深觉得，“空有一身本领，空有自己的信念，最后也完全得不到施展，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
他想法调入电影院，希望将来进文化公司做业务员。看上去电影院是个非常文艺的场所，但他的工作却是在一场接一场的电影放映之间检票、清理果皮纸屑、打扫厕所。
他用一种极其厌恶的语气评论那个封闭的国营单位，比如笑人有，气人无，说大话，使小钱，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就这些东西。“即便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也要害你。只有在那么底层、那么扭曲的环境之中，才能真正认识人性之恶、人性之坏，认识中国的民族性。”
“好人在那儿待不了！好人只能让人踩到泥里去！”他高声说，嫌恶地皱紧眉头。
“恐惧”——在回忆那段经历时，他使用了这个词。他说，在此后的每一刻里，“恐惧”都是他的原动力，他紧张自己的工作，害怕掉进过去的噩梦，“如果不好好干，我就得回到过去。我是绝不能再过那样的生活了。”
在电影院工作整整5年后，卓伟获得了高自考文凭，并由于此前经常给报纸投稿，终于等到了2000年1月27日，梦幻的一天，他被天津一家都市报录用，当上了从小就梦想的“崇高”、“令人尊敬”、“让人非常看得起非常有面子”的记者。
他意识到自己“天生就是做记者的料”。他有敏感的新闻嗅觉，在近10年前，他曾写过一些颇有关注度的文化报道，比如，上影厂给包括老艺术家达式常在内的演员只开两三百块的月工资；长影厂打算以土地置换的方式建风景区。看完李连杰拍的《霍元甲》后，他起了疑，在那部电影里，霍元甲没有后人了，“断子绝孙”，他跑到天津静海去寻访霍家后人，发现霍家人丁兴旺，他写了“对《霍元甲》的5点质疑”，现在说起来还带着愤慨，“你给霍元甲他们家打个电话，跟人家联系一下问候一下，你做了吗？不要把眼睛只盯着那些钱。”
但卓伟并没有沿这个方向走太远。2001年的一条新闻启发了他，他和香港同行一起参加陈奕迅的宣传活动，服务人员不小心将茶水倒在了歌手的裤子上，第二天香港媒体的新闻标题竟然是《陈奕迅昨被烫伤下体》。
2002年，他从报社离职，他解释，“新闻信仰格格不入”。
度过了人生中的一段灰暗日子，2003年，卓伟去北京一家娱乐周刊就职。由于出版周期太长，他几乎不可能在跑发布会这种快速报道上拥有任何竞争力。他和搭档冯科开始做偷拍新闻，从文化记者转型为“狗仔”，他没什么挣扎。“如果我干了10年记者，我跟人说我跑过200个会，那有什么意思？”
偷拍新闻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就感，而且他觉得自己对新闻的理解一点一点地与网友的兴趣越来越近。“我曾经有一个礼拜有9条新闻被挂在了某网娱乐要闻。”
2006年音乐人窦唯指责卓伟报道不实，找到了他当时供职的报社，最后烧毁了一名编辑的汽车。年底卓伟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我为什么成立工作室？我就觉得有一天我要真是失业了，靠这个工作室我看看能不能养活我自己。”
他记得那时窦唯在报社门口站着，“结果我们有个领导就是个傻子纯粹，那时候我在外面，他跟我说你去把窦唯爸爸找来，让他爸爸把窦唯领走。我说我也不知道他爸爸住哪儿啊。他说你有办法，你去找。我说我往哪儿找窦唯的爸去？结果我又给香港记者打电话，香港记者说窦唯原来好像住北京站对面南小街那边，你去找找。结果我到南小街挨个小区去问窦唯他爸爸在这儿吗？我心里就觉得可笑，哪儿有出了事让记者去找人家爸爸的？”
“十数年如一日，带着恶意过滤新闻”
卓伟相信，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所谓完美都是假象，而他则担负着戳破这种假象的使命。
“我的同事说，我是带着恶意过滤新闻，然后又千方百计地去拿到证据，最后对人家的谩骂充耳不闻听之任之。他说你是多么的不容易啊，而且你是十几年如一日。”
卓伟再一次哈哈大笑，然后问，“你知道金庸的小说里我最喜欢哪一本吗？”
“《连城诀》。”他说，“那里面除了男女主人公以外，所有人都是坏人。”
每天早上起来，卓伟会看一两个小时的书，诗词书画武侠推理，什么都看。他会从香港买几千块钱的书带回来，最近在看《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他喜欢历史书、野史，或者对历史人物重新评价的。
他喜欢引用梁启超评价李鸿章的一句话：“‘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就是天下只有庸人没人骂没人夸。”
每周一二三忙忙碌碌，上午出去，回来都半夜了，洗洗，往那儿一躺也就睡了，没工夫看电视，有播得特别火的剧比如《北京青年》，就下到手机或者iPad里，盯人的时候看看。
他自称偷拍不用窃听器、跟踪器，不闯私宅。“我咨询过律师和公安，中国法律不禁止在公共场合拍人，普通百姓都可以拍呢，为什么我不可以？律师跟我说，法无禁止即可行。”
偷拍到了自然有乐趣，拍不到也有乐趣。有时候盯一段传说中的恋情，盯了老长时间也没拍到，“后来估计跟那小三儿也吹了”。他说他曾拍到姚晨买完东西然后到人家那儿去兑奖，最后兑了一管牙膏，不错，勤俭持家。王菲遇见路人行乞，给了人家20块钱，挺大方。
周四周五要写稿，最近几年他才学会使用电脑，边写稿边听《二泉映月》。周末休息。
他的私人生活曾被一位前同事如此描写：“卓伟给自己设定了太多道德规范，比如见到长辈一定要先打招呼，去朋友家一定带礼物，收到别人礼物一定要加倍返还，他愿意放大周围的人对他一点点的善意，假装看不见别人的小手段。他活得像个道德上的清教徒，绝不允许有一点儿疏忽。”
卓伟自言讨厌伪君子。他并不看明星做不做公益，只看你对周围的朋友、父母、同事好不好。他的逻辑是：德有大德、小德、公德、私德，不能割裂。“我就很难想象，如果一个人，他对他的朋友、父母都不好，他怎么会对那些跟他没有关系的人好呢？一个私德就很差的人，能说他是一个非常有公德心的一个人吗？”
他把事情分得很开。他觉得李雪健表演挺朴实，也挺欣赏陈道明、陈宝国，李幼斌演的《亮剑》和《闯关东》，那真是炉火纯青，“但也并不妨碍我去偷拍他”。
偷拍这么多年，明星无数，“很多事情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人家做不到的。”
“除了狗仔队和警察还有谁？”
卓伟觉得这个工作充满魅力。他欢乐地讲述把大明星逼到垃圾堆里的故事。“毛主席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斗输了也有意思。”
他和摄影曾经跟踪一个特别有名的女明星。深更半夜，她和朋友在故宫附近散步，卓伟远远地跟在后边，摄影则绕去这条路的最前头。他们正打算前后夹击拍个正着，突然，这个人没了。俩人站那儿嘀咕，“哎哟，这女的真厉害。”人哪儿去了？正找的时候，“唰”就来了一辆车，突然停那儿了，然后从两个垃圾堆之间蹿出一个人来，“噌”就上车了，然后车“唰”一下就开走了。然后一看就是她。“特可笑，我就没有想到那么大一个明星躲在垃圾堆里。我们在后边追，我们就乐，后来我们还说，再回去补一空镜去，把那垃圾堆拍一下。”
这时候，以及明星来求他的时候，“我得承认，确实是有，心里会有成就感和权力感。”
这种权力感，正如他常告诉员工的：“你可以跟踪人，你可以偷拍人，你还可以调查人。这种工作除了狗仔队和警察还有谁？还有哪个行业能够允许你这样？”
卓伟曾经拍到一个女明星和男演员一起泡吧，醉了，被男演员送回家。女明星亲自打来电话，态度很真诚，说她怕在外地拍戏的男朋友误会。卓伟说，不报行，你不俩人快结婚了吗？登记的时候告诉我，我去拍一下。女明星说行，登记，拍婚纱，我都告您，您去拍。
但是明星自己或托人来找他的情况“很少很少”，大多数时候他的成就感来自于一篇报道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
他说，他曾经拍到了某个导演的什么事，然后一家网站跟他联系，想帮导演摆平这个事，导演一感谢，就能来参加他们的节目了，网站开价“好像两三万”，说“这个照片我们买，但是我们不报”。卓伟一听，那就算了，“跟他有什么关系，他算老几？真把我们当成了只为钱的狗仔队了。”
这个圈子里流传一个说法，卓伟不可能被钱收买。
卓伟没有回答价码开到多少就可以收买他，他谈的是心情。“那种心情是非常强烈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拍到了，我怎么可能不报出来呢？那个时候我那种一定要把它报出来的心情已经超越报道本身了，我报出来了，我才能达到情绪上的宣泄、精神上的满足。这不是钱能解决的事。”
卓伟说，他从不担心他的报道会让明星受不了，他不害怕这个。
“韩国人有自杀的，咱这儿有自杀的吗？中国人的生命力强着呢，特别爱活着，阮玲玉还自杀了，现在有一个自杀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