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特务阴谋策划暗杀李兆麟
1945年10月,国民党特务就开始了暗杀李兆麟的罪恶活动。10月、11月,伪满江上军(负责松花江水上防务)上尉阎钟章两次探悉李兆麟将外出参加宴会,试图以投毒和绑架方式下手,后因宴会取消而未遂。12月8日,张渤生再次收到李兆麟外出活动的情报,亲率阎钟章埋伏于中苏友协右侧的水道街(今兆麟街),将体态相貌与李兆麟相似的共产党员、哈尔滨日报社总务部长李钧枪杀。
在此期间,张渤生先后主持制定了6套暗杀方案。他们针对李兆麟喜欢步行的特点,拟在路上寻机暗杀。但在李钧被害后,中共哈尔滨市委立即决定为李兆麟配备专车,凡出门时必乘汽车,第一暗杀方案破产。随后,特务们又策划侦查李兆麟所乘汽车的行动路线,企图制造“交通事故”,又因李兆麟行车路线不断改变,特务们无所适从,第二方案也成泡影。此后,敌特将重点转向闯入中苏友协直接动手,并具体制定3套方案:一是派遣特务打入中苏友协伺机行刺;二是由特务何士英、刘希贤重金收买土匪,令其闯入中苏友协后,采用放火、爆炸、枪杀等方式谋害李兆麟;三是派遣被李兆麟处决的抗联叛徒之子、特务葛新民闯入中苏友协下手。但因中苏友协防范严密而均告失败。这时,特务们的诸多方案中只剩一种,就是抓住李兆麟经常参加各种公开集会和社交活动的机会,混入其中下手。有一次,特务侦知李兆麟将在道里马迭尔饭店剧场集会上讲话,即令特务刘文升混入会场,拟在报告结束时突然拉下电闸,趁乱行刺,但等刘文升拉下电闸时,李兆麟已离开会场。此后,特务们又搞到两次由李兆麟主持的内部会议的情报,但这两次会议一次变换地点,一次提前召开,特务们又空忙一场。最后,特务们甚至想乘李兆麟参加“接收大员”举行的各种会议或宴会时动手,终因担心误伤“接收大员”而未成。
阴谋一再破产,特务们人心涣散、互相埋怨推诿。为此,张渤生决定返回重庆向戴笠汇报工作,同时将窃得的大量中共和苏军的情报上交军统。这时,苏军已从对国民党特务一系列反苏行动的侦查中得知张渤生的真实身份,遂于1945年12月在哈尔滨将其逮捕,给予“滨江本组”以沉重打击。
1945年12月,戴笠的另一亲信余秀豪被派到哈尔滨,以市公安局长的身份主持哈尔滨和整个北满的军统特务活动。余秀豪曾师从美国“警察专业化之父”奥古斯特·涡孟,获得警察行政博士学位,回国后进入浙江警察学校。在余秀豪主持工作期间,浙江警校曾被树立为“全国典范”。抗战期间,余秀豪于1943年参与起草了《中华民国违警罚法》,并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第五训练班教务长。当时与其同为军统少将的,仅戴笠、郑介民、毛人凤、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寥寥数人。总之,与张渤生相比,余秀豪干特务暗杀活动更加训练有素,是个极为危险的敌人。
自1946年初起,谋害李兆麟的罪恶活动,在余秀豪主持下继续进行。他重新审查张渤生主持制定的几套暗杀方案,一再指示特务:“考虑干掉李兆麟的行动方案,一是要利用他与我们国民党斗争还不太熟悉情况;二是利用他重感情,讲情谊;三是利用他豪爽、热情、心直胆大,啥都不在乎等特点。”“干掉李兆麟,绝不是一件杀了人就了事的事,还必须干得人不知鬼不觉,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火引到国民党身上来。”这时,国民党特务已经侦悉李兆麟即将离开哈尔滨,越发加紧实施暗杀方案的步伐,叫嚣:“不能让李兆麟走掉,一定要把他勾了!”
政协会议结束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李兆麟以主要精力负责中共在哈尔滨的“国大”宣传和代表选举工作。他多次代表中共哈尔滨市委和中苏友协与国民党“接收大员”交涉,要求他们遵从哈尔滨民意。针对这一状况,余秀豪等经过精心策划,决定以国民党政府要员邀请李兆麟谈判“国大”代表问题的名义实行诱杀。鉴于国民党松江省政府主席关吉玉与李兆麟同为辽阳人、其手下人员中有人曾在九一八事变后与李兆麟在北平救国会共事、李兆麟又曾任苏军军管时期的副省长等因素,最终确定以关吉玉的名义行骗。考虑到不能在关吉玉办公室动手,余秀豪决定另选行凶地点。后经阎钟章推荐,决定选用水道街9号孙海镜住宅,此地原是伪满“松浦洋行”,后一度改做书店,在孙海镜居住期间被张渤生用做联络点。
特务们还制定了新的谋杀方案,特务南守善向何士英献计:“李兆麟正在中年,身强力壮,枪法很准,面对面地干,恐怕不是他的对手。我是医生,懂得‘药’的作用,如果先把氰化钾(氰酸钾锂)放在茶水里让李兆麟喝下,再下手杀害,恐他有三头六臂也难逃一个‘死’字。”何士英闻言大喜,即拨款令南购置配备毒药。同时,刘希贤又以江北松浦派出所所长的公开身份,以40万元的高价收买了土匪高庆三(一说高庆山,匪号镇北)、孟庆云直接行凶。为逃避罪责,他们还制定了3套应急方案,其一是毁尸灭迹,拟在行凶后由特务阎力维分尸,将尸块装入麻袋,由刘希贤着警服掩护高庆三将尸体扔进松花江冰窟。其二为大肆散布“桃色新闻”,混淆视听,为此何士英早在行凶前就拟定了文稿。其三为抛出直接行凶的土匪当替罪羊。如此紧锣密鼓的筹划,特务们还忧恐不周,举行预演。对敌人的暗杀阴谋,李兆麟早已有察觉,曾当面质问余秀豪:“听说有人要暗杀我,我李某抗日十四年,对国家对人民有什么罪过?是人就把事情说到当面,干个公开,在背后鬼鬼祟祟搞阴谋算个什么东西!”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和中共哈尔滨市委对李兆麟的安全也十分关心,并最终决定将他调离哈尔滨去东北局工作。在李克农领导下,中共情报系统曾多方侦查敌人暗杀李兆麟的阴谋,并将情况及时通报有关方面。李立三、冯仲云等也一再提醒李兆麟注意安全、加强防范。但李兆麟始终以党和革命大局为重,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继续在虎狼环伺的险境中战斗。他曾对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委毛诚说:“如果我的鲜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起人民的觉醒,我的死也是值得的。”李兆麟牺牲后,他的战友每当回忆及此,无不感到悲痛和惋惜。1946年7月,李立三在哈尔滨一次会议上谈起李兆麟时,仍为“如果我当时坚决要他走,他也许就不会遇难了”而感伤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