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佛教的解释，苏轼的后身乃是明代袁宏道。明代后期公安“三袁”：袁宗道（字伯修）、袁宏道（字中郎）以及袁中道（字小修）三兄弟皆有文名，而袁宏道文名尤著，被推为公安派领袖。他在《识雪照澄卷末》题注中说：“小修有梦中遇老僧，谓余为坡公后身。”考之袁中道《书雪照册》中的记载：“甲辰秋初，予避暑荷叶山房，未几，中郎偕雪照、冷云二禅师及云心居士至。已而寒灰老禅亦至。”“是夜，月明如画，诸公谭锋正发。予因假寐，俄至一处，见一庞眉老僧，语予曰：‘公等欲知宿世之事乎？中郎前身是苏公子瞻，公即子由也。’”可见对苏轼后身为袁宏道的认定，正像对他前身为五祖戒和尚的认定一样，都来自梦境。那么袁宏道对于弟弟的这种认定持何种态度呢？他在《识雪照澄卷末》文中说：“明教曰：‘然则老僧谓公为坡后身，云何？’余曰：‘有之。尝闻教典云前因富奢极者，今生得贫困。身坡公奢于慧极矣，今来报得鲁钝憨滞，固其宜也。’”文中虽有自谦的姿态，但袁宏道明显是乐于接受东坡后身这一说法的。
袁宏道乃东坡后身之说，也见于其他文人的记载。袁宏道曾编著《公安志》，雷思霈在《公安县志序》中说：“传闻中郎为子瞻后身，嗟呼！子瞻不敢作三国史，而中郎能为一国志，岂隔世精灵乃更增益耶？”“传闻”一词，既表明袁宏道为苏轼后身之说无法证实，但也暗示了这一说法在当时已经广为流传。也许历史真是层累地造成，传说积淀愈久人们愈加信服，清康熙时孙锡蕃在《公安县志·袁宏道传》中说：“中郎之为子瞻无疑矣”，则语气肯定，没有丝毫的犹疑。
苏轼作为大文士，能把前身附会到他身上，无疑是很荣耀的事。当今学者龚鹏程在《春游西湖》七首其一中说：“山晴水骨碧嶙峋，柳岸桃花簇屐裙。我是前身苏学士，于今来对满湖云。”在龚鹏程眼中，自己就是苏轼的后身。南宋赵与时在《退宾录》卷四中说：“开禧丙寅，眉州重修图经，号《江乡志》，末卷《杂记门》云：佛日大师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苏文忠忌日，必集其徒修供以荐。尝谓张子韶侍郎曰：‘老僧东坡后身。’张曰：‘师笔端有大辨才，非老先生而何？’”赵与时考证宗杲大师年谱，指出东坡殁时宗杲大师已经十三岁了，这种记载明显不真实，但足以表明他对苏轼的极度推崇。
苏轼乃大文豪，假如声称他人前身是苏轼，无疑就成了对他人的一种恭维。南宋卢祖皋在《渔家傲·寿白石》词中说“人说前身坡老是。文章气节浑相似”。据考证，卢祖皋所祝贺的寿星是钱文子。明末清初彭孙贻在《和子服自云栖归游虎跑泉用东坡壁间韵》其一中说：“前身应是东坡老，槐火寒泉试更尝。”被恭维为苏轼后身，文士对此是否受用我们无从知晓，但无疑能换来对方的好感。除了交际应酬外，假如在文学创作上被认定为苏轼后身，则是一种极高的评价。近代学者吴梅在《词学通论》中说：“余谓遗山竟是东坡后身，其高处酷似之。”吴梅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对元好问表达了无上尊崇。
苏轼拥有众多“粉丝”。诸般说法猬集于苏轼一身，既表明了人们对苏轼的敬仰，又意味着苏轼这一文化符号具有极大的消费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