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万高龄农民工到底靠什么养老？

    8月3日，山东潍坊一路旁工地上，67岁老人崔秀虎正在37度的高温天气中铺砖。被问到为何这么大年纪还出来干活时，他说，能赚钱就别跟儿女要，自己正是好时候。

    这是一个哀伤的话题。在本该颐养天年、含饴弄孙的年龄，大批高龄农民工却不得不远离家乡，来到工厂甚至建筑工地，从事最苦最累的重体力活。如此高温的天气从事着户外作业。

    但是他们有更多的选择吗？高龄农民工的背后，几乎都站着并不宽裕的家庭。因为年轻时不活泛，没有手艺或更好营生手段，年龄大了还得继续卖苦力谋生；或者因为没能让孩子上成大学并凭此改变家庭命运；或者因为孩子上了大学但找不到好工作家庭继续贫困。看到家庭并无见好的模样，看到家里人都缺钱，操劳大半辈子的农民不得以重新出山，虽然累一些，可总比眼看着家里人都缺钱没办法好啊。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9.2%，过5000万。

    更可悲的是，这些高龄农民工为了更容易找到工作，有的持假身份证留在工地;有的不断地走进理发室将自己的白发染黑;有的甚至“靠吃肉补充体力获打工资格，哪家工地肉多就去哪。

    而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养老保障几乎为零。他们基本没有职工养老金，有些是光棍，很多家庭经济不宽裕，靠子女给钱养老几乎是奢望。作为城市“边缘人”，中老年农民工情感长期无寄托，回到家乡后，如果得不到及时疏导，很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08年《京华时报》有一篇报道，一位年届七旬的湖南农民付达信为了“不愁吃穿”在北京站持刀抢劫，他抢劫完了不逃跑，反而等待被抢者喊叫，以便引警察来抓。宣判后，付老汉恳求法官重判自己，“法官，您再好好审审吧，判得太轻了。”“判太轻，过两年出去还是不能养活自己怎么办？”“实在不行就再抢劫，然后回监狱里养老。”

    美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亨利，曾有一篇著名的小说《警察和赞美诗》。其中的主人公苏比：在冬天来临之际，苏比想方设法到监狱过冬，他六次犯事，为非作歹，可是都没有如愿，正当他听到教堂赞美诗，决定重新做人时，却被莫名其妙逮捕了。付老汉简直是苏比中国版了。

    在互联网上稍加搜索，就不难发现，因为生活困境想“吃牢饭”，和打“入狱养老”主意的人并不只是此二人。有位86岁的河南老囚犯孙来有，半辈子五进五出监狱，在狱中度过43年。每一次到该出狱时，他哭闹着不愿离开。86岁的孙来有因年老体衰已瘫痪在床近三年。监狱为了他的生活起居，给他配备了两名护理人员，负责他的服药、洗澡、洗衣和吃饭。饭食为监狱特供，包括一盒牛奶、一个鸡蛋或蛋花汤。出狱后，狱警赵海伟第一次到敬老院回访，孙来有立即展开双手说：“政府，我想回监狱”。赵海伟还对媒体说，有次路过第三监狱因乌鲁木齐越狱事件而加固的围墙时，这个老囚犯嘴里不住喃喃，为什么会有人越狱……

    更让人哀伤的是，高龄农民工又是个极易被人遗忘的群体。与普通城乡老人相比，他们的数量没有那么可观；比起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身上又缺少话题性。尽管一直在建设城市，双重身份却使他们无法融入所劳作的社会，外在形象经常受人歧视，权益受损时也难以维权。若非媒体的报道，这些花甲老人可能还会继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关于农村老人的老年生活，几年前媒体曾有报道：在湖北京山县农村，有“自杀屋”、“自杀洞”，相当一部分老人因为患病，不愿拖累子女，选择老屋或荒坡、树林、河沟，安静地“自我了结”。当地人对此习经为常，有村民说，只要满足年龄在70岁以上、生活不能自理、经济条件差、子女生活比较困难、得了无法治愈的疾病这样几个条件，老人自杀就是“明智的选择”。

    无论是冷冰冰的数字，还是新闻为我们揭示的真相，都指向农村老人晚年生活的悲凉境遇。有的老人要自杀，还怕子女不埋他，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有卧病在床的老人会得到儿子的“明示”，喝药自杀；也有瘫痪在床的老人竟然会拿到药瓶自杀……老人自杀后村庄的平静，和人们讲述自杀老人时的谈笑风生，似乎死亡无可畏惧，似乎自杀是桩喜剧。孝，依然被视为美德，但不孝，也可以被认可。

    当城市的老年人在公园里遛狗、在广场上跳舞的时候；当我们每天为延迟退休而争论的时候；当我们畅想我们每个人的梦想时候，在满大街追问城市老人幸福感的时候；有谁知道农村老人的梦想是什么？“只要睡到土里就一切都解脱了”，许多农村老人还在城市的工地上辛勤劳作，等到彻底丧失劳动能力的那一天，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会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农村里一部分老人的“幸福”。

    但“宁可世上挨，不可土里埋。”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去自杀？自杀的老人们年轻时曾拼死拼活抚育子女，帮他们盖房结婚看孩子，但丧失劳动能力被榨干所有价值后，在一些人眼里，老人就变得一无是处了。一面因得不到子女回报悲伤，一面又体谅子女负担的沉重，平时的头疼脑热吃药打针还能勉强凑合过去，一旦得了大病或慢性病，就成了全家人的拖累，对于没有积蓄，每月靠55元的养老金生活的他们，显然这是天文数字。有的老人七八十岁了为减轻家人负担，还在打零工，一直干到老死，这就是很多农村老人的晚年生活。

    没本事赚钱，不能帮子女忙，甚至有病，拖累子女，那还活着干吗？即使是一个有钱的农民工，他们的养老也会成问题，如果他贫穷，那就大成问题。农民工的养老必须依靠亲人，但基于现在的家庭结构，老年农民工很难有子女在身边。也许有人说，那他们的儿子不会赡养？不是农村所有儿子都不愿赡养老人，而是这些当儿子的人也活得不容易，他们当中很多人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抬不起头来，一个孩子读大学，多年的积蓄全花光不说，还要债台高筑；家里只要有一个人生病，全家人受穷。

    较之其他群体，这些劳苦一生、疾患一身且负担严重的高龄农民工的养老保障需求将更为紧迫，也更为现实。尽管可能尚无法全面保障养老，但率先从这部分群体开始，提供一种底线保障，是当下亟须的制度设计。这需要各级政府拿出责任心，不仅要“真金白银”也需要公平正义，为“平等的起点”创造条件，一方面切实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对农村经济落后地区的倾斜；另一方面，在就业中根治各种有损公平的现象。 

    这是个健忘的时代，但我们希望对高龄农民工的关注和照顾，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停滞。毕竟他们已经上了年纪，留给政府和社会的时间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