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说：“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因为对一个人的不公，所显示出来的是制度的逻辑。这种逻辑，可以用来对待所有人，无人能保证自己幸免。”
每个独立的个体似乎互不相干，但实际上所有的个体组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尊重和保卫任何一个个体的基本权利，也就是尊重和保卫整个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权利。反之，如果任何一个个体的基本权利都可以随意践踏，那么，整个命运共同体便毫无安全可言。
一九四九年以后持续30年之久的整人运动，将一国中的多数人卷入了一个毫无安全、人人自危的恐慌年代。除了站在顶尖操纵运动的人以外，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是安全的——今天的整人者，明天也许就是被整者。吴晗将储安平、罗隆基、章伯均三人打成“头号大右派”，不久自己也被打成“三家村反档集团”，搞得家破人亡，死后骨灰都被扬弃；彭德怀整刘伯承、罗荣桓、粟裕，后来自己被打断肋骨，遭受扇耳光、被脚踩等羞辱和折磨；刘少奇刚把彭真、罗瑞卿等人送进秦城监狱，整人的大棒就落在了他的头上，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而担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的，正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他整过的周恩来……
摧毁个体就是摧毁整体的第一步，摧毁了个体的价值也就摧毁了整体的价值，摧毁了一切公序良俗，使社会退化回丛林社会。丛林社会的人毫无公民意识，无论多大的事，只要没落到自己头上，就漠不关心，如同动物一般。非洲草原上有一种群居的角马，若其中一头角马被狮子或猎豹追杀折磨致死，其他角马只会在一旁眼睁睁看着，无动于衷。耐人寻味的是它们竟然是非洲数量最多的草食动物。
这样的场景同样适用于无公民意识的人类社会：晚清时，中国人围观同胞被处死的场面时，麻木不仁，犹如看戏。改革志士戊戌六君子被押赴刑场的路上，围观群众竟拍手称好，还向他们投掷烂菜叶、臭鸡蛋。这些人便是鲁迅笔下冷漠的看客。看客从来都不曾缺席，当下，他们表现出的冷漠，是对被车子撞倒的小孩和老人冷眼旁观，对社会不公现象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对异见者无情谩骂、无底线告密和揭发……这些看客实际就是被摧毁了个体内在价值之后茫茫然的躯体。
法国政治思想家邦雅曼·贡斯当说：“不管在任何地方，如果个人毫无价值，全体人民也就毫无价值。”假若我们的社会只捍卫一个抽象的概念化“人民”，而不把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具体权利精确化并提供有效的保护，那么现实中有血有肉的人民就永远无法感到实实在在的安全，也永远无法成为国家的主人。
1988年，英藉印度裔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的小说《撒旦诗篇》出版后，穆斯林认为书中影射了先知穆罕默德，当时的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发布了对拉什迪处以死刑的命令，并悬赏520万美金追杀拉什迪。为了保护自己公民的安全，英国政府十年如一日，每年花费160万美元，耗费千万巨资也在所不惜，甚至一度与伊朗断交，也丝毫不相让步。因为英国政府明白，保护任何一个公民，就是保护所有英国人。
以色列保护公民的态度与决心同样令人称赞。为了救出一名被哈马斯绑架的普通士兵沙利特，以色列竟然拿出1027名战俘去做交换。不止如此，以色列政府还自认为对全世界所有的犹太人都有保护的责任，只要有犹太人在海外受难，不管他是什么国籍，也不管需要花多少代价，以色列政府都会设法去营救和援助。1984年和1985年，以色列政府执行了匪夷所思的“摩西行动”，把在埃塞俄比亚的1万名遭受内战和饥饿打击的犹太人偷偷空运回以色列。
美国也是如此，只要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美国公民受到了伤害，都会引起美国政府强烈的政治、外交甚至军事上的反应。这种对国民安危的极端重视，与以色列和英国在价值观上是一致的。作为这样的国家的每一个公民，有什么理由不爱自己的国家？在这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民族自信中，有谁会去热衷于窝里斗呢？这样的国家还需要灌输爱国主义的大道理吗？
每个人都包含着一切人的价值，个人的贬值就是人类的贬值，无个人尊严，则无人类尊严。每次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侵犯，都是在侵犯全体公民的权利，是每个人的失败。海明威说：“不要问丧钟是为谁而鸣，它是为你而鸣。永远不要对别人的不幸和苦难无动于衷，一个人的不幸就是全体人的不幸!”作为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依赖于人们捍卫它们的决心和勇气。
文/芗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