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再过两年，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写得最厚的一本书《丰乳肥臀》就会被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翻译成英文与读者见面，为了让大家到时候买我的书，今天我就讲讲创作这本书的经过和这本书的大概内容，也算是提前做个广告。
1990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从北京的一个地铁口出来，当我踏着台阶一步步往上攀登时，猛然地一抬头，我看到，在地铁的出口那里，坐着一个显然是从农村来的妇女。她正在给她的孩子喂奶。是两个孩子，不是一个孩子。这两个又黑又瘦的孩子坐在她的左右两个膝盖上，每人叼着一个奶头，一边吃奶一边抓挠着她的胸脯。
我看到她的枯瘦的脸被夕阳照耀着，好像一件古老的青铜器一样闪闪发光。我感到她的脸像受难的圣母一样庄严神圣。我的心中顿时涌动起一股热潮，眼泪不可遏止地流了出来。
我站在台阶上，久久地注视着那个女人和她的两个孩子。许多人从我的身边像影子一样滑过去，我知道他们都在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我，我知道他们心里会把我当成一个神经有毛病的人。
后来，有人拉了一下我的衣袖，才把我从精神恍惚的状态中唤醒。拉我衣袖的人是我的一个朋友，她问我为什么站在这里哭泣？我告诉她，我想起了母亲与童年。她问我：是你自己的母亲和你自己的童年吗？我说，不是，不仅仅是我的母亲和我的童年。我想起了我们的母亲和我们的童年。
1994年我的母亲去世后，我就想写一部书献给她。我好几次拿起笔来，但心中总是感到千头万绪，不知道该从哪里动笔。这时候我想起了几年前在地铁出口看到的那个母亲和她的两个孩子，我知道了我该从哪里写起。
在前几次演讲中，我都提到过我的童年和我的故乡，但我还没来得及提到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一个身体瘦弱、一生疾病缠身的女人。她四岁时，我的外婆就去世了，过了几年，我的外公也去世了。我的母亲是在她的姑母的抚养下长大成人。母亲的姑母是一个像钢铁一样坚强的女人，她的体重我估计不到四十公斤，但她讲起话来，那声音大得就像放炮一样，我一直都很纳闷，不知道她那弱小的躯体如何能够发出那般响亮的声音。
我母亲四岁时，她的姑母就给她裹小脚。在座的各位肯定都知道中国的女人曾经有过一段裹小脚的惨痛的历史，但你们未必知道裹小脚的过程是何等的残酷。我母亲生前，曾经多次地对我讲起她的姑母给她裹小脚的过程。一个四岁的女孩，按说还是在父母面前撒娇的年龄，但我的母亲却已经开始忍受裹脚的酷刑。当然，在过去的时代里，遭受这种酷刑的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还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所谓裹脚，就是用白布和竹片把正在发育的脚指裹断，就是把四个脚趾折叠在脚掌之下，使你的脚变成一根竹笋的样子。我多次地见过我母亲的脚，我实在不忍心描述她的脚的惨状。我母亲说她裹脚的过程持续了十年，从四岁开始裹起，到十四岁才基本定型，在这个漫长过程中，充满了血泪和煎熬，但我母亲给我讲她裹脚的经历时，脸上洋溢着自豪的表情。就像一个退休的将军讲述他的战斗历程一样。
我母亲十五岁时就由她的姑母做主嫁给了十四岁的我父亲。从此开始了长达六十多年的艰难生活。我想困扰了我母亲一生的第一是生育，第二是饥饿，第三是病痛，当然，还有她们那个年龄的人都经历过的连绵的战争灾难和狂热的政治压迫。
我母亲生过很多孩子，但活下来的只有我们四个。在过去的中国农村，妇女生孩子，就跟狗猫生育差不多。我在《丰乳肥臀》第一章里描写了这种情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上官鲁氏生育她的双胞胎时，她家的毛驴也在生骡子。驴和人都是难产，但上官鲁氏的公公和婆婆更关心的是那头母驴。他们为难产的母驴请来了兽医，但他们对难产的儿媳却不闻不问。这种听起来非常荒唐的事情，在当时中国农村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尽管小说中的上官鲁氏不是我的母亲，但我母亲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我的母亲怀着那对双胞胎时，肚子大得低头看不到自己的脚尖。走起路来非常困难，但即使这样还要下地劳动。她差一点就把这对双胞胎生在打麦场上。刚把两个孩子生出来，暴风雨来了，马上就到场上去抢麦子。后来这对双胞胎死了，家里的人都很平静，我的母亲也没有哭泣。这种情景在今天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确是很正常的现象。
我在小说中写过上官鲁氏一家因为战争背井离乡的艰难经历，这是我的母亲那代人的共同的经历。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战争结束了，人民过了几年和平的日子，但饥饿很快开始了。
我对饥饿有切身的感受，但我母亲对饥饿的感受比我要深刻的多。我母亲上边有我的爷爷奶奶，下边有一群孩子。家里有点可以吃的东西，基本上到不了她的嘴里。我经常回忆起母亲把食物让给我吃而她自己吃野草的情景。我记得有一次，母亲带着我到田野里去挖野菜，那时连好吃的野菜也很难找到。母亲把地上的野草拔起来往嘴里塞，她一边咀嚼一边流眼泪。绿色的汁液沿着她的嘴角往下流淌，我感到我的母亲就像一头饥饿的牛。
我在小说中写了上官鲁氏偷粮食的奇特方式：她给生产队里拉磨，趁着干部不注意时，在下工前将粮食囫囵着吞到胃里，这样就逃过了下工时的搜身检查。回到家后，她跪在一个盛满清水的瓦盆前，用筷子探自己的喉咙催吐，把胃里还没有消化的粮食吐出来，然后洗净，捣碎，喂养自己的婆婆和孩子。后来，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一跪在瓦盆前，不用探喉，就可以把胃里的粮食吐出来。这件事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但确是我母亲和我们村子里好几个女人的亲身经历。
我这部小说发表之后，一些人批评我刚才讲述的这个情节是胡编乱造，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他们当然不会知道，在20世纪的60年代，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是如何生活的。那时候，这些上等人，照样吃得脑满肠肥，所以，对这些批评，我只能保持沉默，我即便解释，也是对牛弹琴。
因为频繁的生育和饥饿，我母亲那个年龄的女人几乎都是疾病缠身，我小的时候，夜晚行走在大街上，听到家家户户的女人都在痛苦地呻吟，她们三十多岁时，基本上都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四十多岁时，牙齿都脱落了，她们的腰几乎找不到一个直的，大街上行走的女人，几乎个个弓腰驼背，面如死灰。那时的农村缺医少药，得了病只好死挨，挺过来就活，挺不过来就死。
当然，不仅仅女人如此，男人也如此。孩子和老人也是如此。我们忍受痛苦的能力是惊人的。
我是我父母的最后一个孩子，我出生的时候，还没搞大跃进，日子还比较好过，我想我能活下来，与我的母亲还能基本上吃饱有关，母亲基本能够吃饱，才会有奶汁让我吃。因为我是最后一个孩子，母亲对我比较溺爱，所以允许我吃奶吃到五岁。现在想起来，这件事残酷而无耻，我感到我欠我母亲的实在是太多了。我在地铁出口看到那两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时之所以热泪盈眶，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这件事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我决定就从生养和哺乳入手写一本感谢母亲的书。但在写作的过程中，小说中的人物有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突破了我的构思，我只能随着他们走。
我在这部小说里塑造了一个混血儿上官金童，他是小说中的母亲和一个传教士生的孩子，也是小说中的母亲唯一的儿子，小说中的母亲生了八个女儿后才生了这样一个宝贝儿子。所以母亲对他寄予了巨大的希望。这个混血儿长大后身材高大，金发碧眼，非常漂亮，但却是一个离开了母亲的乳房就没法生存的人，他吃母亲的奶一直吃到十五岁。他对女人的乳房有一种病态的痴迷，连与女人做爱的能力都丧失了。后来他开了一家乳罩店，成了一个设计制作乳罩的专家。我感到这个人物是一个巨大的象征。至于象征着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去年我在日本参加《丰乳肥臀》日文版的首发式，一个看过此书的和尚对我说，他认为这个上官金童是中西文化结合后产生出来的怪胎。他认为上官金童对母乳的迷恋，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种迷恋，他认为我塑造这个人物的目的是对在中国流行了许多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批判。他认为中国的古典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封建文化，如果不彻底地扬弃封建文化，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现代化。
我对和尚的看法，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因为一本书出版之后，作家的任务已经完成，对书中人物的理解，是读者自己的事。但上官金童是中国文学中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典型，这是让我感到骄傲的。
还有一些读者问我是不是上官金童，我说我不是，因为我不是混血儿；我说我又是，因为我的灵魂深处确实有一个上官金童。我虽然没有上官金童那样的高大的身躯和漂亮的相貌，也没有他那样对乳房的痴情迷恋，但我有跟他一样的怯懦性格。我虽然已经四十多岁，但经常能做出一些像儿童一样幼稚的决定。
小说中的母亲曾经痛斥上官金童是一个一辈子吊在女人奶头上永远长不大的男人，母亲说的其实是一种精神现象。物质性的断奶不是一件难事，但精神上的断奶非常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和尚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是啊，封建主义那套东西，在今日的中国社会中，其实还在发挥着重大的影响。许多人对封建主义的迷恋，不亚于上官金童对母乳的迷恋。所以我的这部小说发表之后激怒了许多人就是很正常的了。
我在这部长达五十万字的小说中，还写了上官鲁氏的八个女儿和她的几个女婿的命运，他们的命运与中国的百年历史紧密相连。通过对这个家族的命运和对高密东北乡这个我虚构的地方的描写，我表达了我的历史观念。
我认为小说家笔下的历史是来自民间的传奇化了的历史，这是象征的历史而不是真实的历史，这是打上了我的个性烙印的历史而不是教科书中的历史。但我认为这样的历史才更加逼近历史的真实。因为我站在了超越阶级的高度，用同情和悲悯的眼光来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人和人的命运。看起来我写得好像是高密东北乡这块弹丸之地上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我把天南海北发生的凡是对我有用的事件全都拿到了我的高密东北乡来。所以我才敢说，我的《丰乳肥臀》超越了“高密东北乡”。
我想，时至21世纪，一个有良心有抱负的作家，他应该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他应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进行他的写作，他应该为人类的前途焦虑或是担忧，他苦苦思索的应该是人类的命运，他应该把自己的创作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只有这样的写作才是有价值的。一个作家，如果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政治的和经济的历史上，那势必会使自己的小说误入歧途，作家应该关注的，始终都是人的命运和遭际，以及在动荡的社会中人类感情的变异和人类理性的迷失。
小说家并不负责再现历史也不可能再现历史，所谓的历史事件只不过是小说家把历史寓言化和预言化的材料。历史学家是根据历史事件来思想，小说家是用思想来选择和改造历史事件，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事件，他就会虚构出这样的历史事件。所以，把小说中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进行比较的批评，是类似于堂吉诃德对着风车作战的行为，批评者自以为神圣无比，旁观者却在一边窃笑。
这部书的腹稿我打了将近十年，但真正动手写作只用了不到九十天。那是1994年的春天，我的母亲去世后不久，在高密东北乡一个狗在院子里大喊大叫、火在炉子里熊熊燃烧的地方，我夜以继日，醒着用手写，睡着用梦写，全身心投入三个月，中间除了去过两次教堂外，连大门都没迈出过，几乎是一鼓作气地写完了这部五十万字的小说。写完了这部书，我的体重竟然增加了十斤。许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我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从此后我知道自己与众不同：别的作家写作时变瘦，我却因为连续写作而变胖。
